本文来自合作媒体：娱乐资本论（ID：yulezibenlun），作者：椰子树。猎云网经授权发布。
在今年FIRST电影节上，青年导演张中臣站在领奖台上说，“如果不能用电影做表达，我会选择去死”，台下一陈欢呼。其实这符合很多时候外界对于电影行业从业者的想象，觉得他们充满着热爱、激情，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洒脱。
但是，这并不是电影行业和电影人的全部，比如说2012年，还在北京大学读泰语专业的大一学生王玉超，被《人在囧途之泰囧》的12.7亿票房所震惊，“当时只觉得做电影好挣钱”。她没想到在9年后，会提笔写下自己电影剧本的第一行字。
自《泰囧》以后的几年，电影行业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来了各路资本，年轻人们也来到这里为爱发电、追逐梦想。
也是在那个浪潮之下，2015年，23岁的杨若芊从河南大学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为了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她又前往上海大学继续攻读电影学硕士。
每年都有很多像王玉超、杨若芊一样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地投身到这个行业里。
但这几年的电影行业，经历了资本泡沫、疫情重创，整体从业者的生存焦虑都在变得更重，即使是追梦的人也需要时常停下来充电，很少能再看见“不自由，毋宁死”那样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本职是导演的贝吉塔在家喝着Whisky熬夜写剧本、编剧王玉超暂时离开了北京、做影视宣传的郑小小经历了从降薪到失业全流程......
娱乐资本论（yulezibenlun）和包括制片、导演、编剧、宣传在内的8位年轻电影人聊了聊，发现他们其实和大多数打工人一样，在不断工作、开会、休假、重新投入工作、设立阶段性目标等。不过，影视行业作为有着足够可能性的行业，同时也给了不少人坚持下去的勇气。
疫情之后，作为电影人，也作为打工人，他们要如何在其中书写自己的故事线、以及如何共同为这个行业的未来探索一条道路，都是这次采访试图探讨的问题。
以及，当他们发现自己职业不仅和自身追求有关，更和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息息相关时，小娱也想试图探讨另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足够的财富，他们要怎么留下来？又会怎么思考自己的位置？
一个比较好的开始，等于一条更顺畅的前路吗？
27岁的贝吉塔毕业于重庆大学导演系，曾经在电影《半边天》以及待上映的两部院线电影里做执行导演。
“高考那年，我其实是陪朋友一起报名考试，结果他没考上我考上了。”贝吉塔就此进入了这个“家人并没有很支持，但自己却挺喜欢”的行业。
他的第一份剧组经验是在大三，当时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在贝吉塔的老家河南拍摄，他误打误撞进去做了两个月的场记。刚去的时候制片主任告诉他，实习生没钱拿，愿意的话先试一星期，能坚持就留下。没工资领对于贵在收获学习经验的贝吉塔来说没那么重要，所以贝吉塔刚开始很兴奋，“后来待了一星期就有点想回学校了，工作确实比较枯燥，接触不到创作”。但这两个月学习到的正规剧组流程，却实实在在地为他建立了一定的认知。“后来拍作业或者拍别的短片都会尽量用这套流程，把它制度化”。贝吉塔说。
也是因为这份经历，他和导演刘雨霖结下了缘分。那是贝吉塔无意间积累下的第一份社会资源，后来贝吉塔跟的比较大的电影项目几乎都和导演刘雨霖有关。这样的开头不自觉地让他跻身于行业里的潜力股。
比贝吉塔大两岁的杨若芊，也是科班出身，本科是戏文专业，硕士是电影学，正儿八经的专业对口、进入行业似乎水到渠成。但杨若芊大学就读的环境并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提供给她，因此她直到来上海读研二那年，才有了正式开始跟项目的经历。
最初，她跟着当时还是影评人的藤井树做新媒体、观影团，没有涉及到电影项目。“后来研二快结束的时候进了项目《荞麦疯长》”，当时还没到筹备期，杨若芊也不知道后来自己会承担一个制片的角色。“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没有经验，只能不懂就问，然后一点点总结”，后来这反而让她清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不想做文字类工作、也不想离创作太远，于是《荞麦疯长》项目期基本结束后杨若芊来到了北京，成为了爱奇艺影业的执行制片。“当初考研的时候在上海和北京里选了上海，没想到最后还是来了北京”，杨若芊调侃。
她和贝吉塔相似，都是属于科班出身、入行时接触到了相对优越的资源，然后在今天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
在电影行业，资源和机会都很多，但能不能成，或能不能与你有关，一定程度上是靠运气。
王玉超是8位受访者中唯一因为念大学来到北京的人。此前的人生中她是外界的“学霸人设”，因此她没有参加高考，而是从家乡南京直接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泰语专业。
“北大的高材生来做电影了？”这是她常常会听到的“调侃”。王玉超并不享受这些时刻，但在另一些时刻，她又不可避免的享受着名牌大学的资源。
“北大的氛围比较自由，每年都会办戏剧大赛”，于是大二那年她加入了学校的剧社，通过剧社的师兄间接认识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副教授杜庆春，开启了她电影道路的第一步。当然，这也是北京高校之间良好的互联沟通给王玉超带来的好处，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北京大学”这个活招牌。
杜庆春教授当时在大地文化做项目开发，需要一个没有经验的实习生，王玉超很顺利的去了那里。“我当时什么都不懂，去那儿之前，我每年进电影院的频率甚至不超过10次”，她也挺忐忑，“杜老师开会我就跟着开会，他说啥我就记啥，到后来才慢慢开始往策划进阶”。
大学毕业后，王玉超进入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读电影理论的研究生，之后又进入田羽生带领的新圣堂学习编剧写作。直到今年，她自己的长篇剧本也入围了FIRST的创投。这一切，都和当时被保送进名牌大学时的想象不一样。
名牌大学和优越资源的双重加持把王玉超引进了行，她成为了被看见的那一个。
但也存在一类人，可能不太需要靠运气。
陈多今年28岁，是西北某省地产大亨的儿子，目前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工作室，同时跟着某大师编剧写剧本，“明年很快应该就有个项目就要上了”。3年前他从家乡来到北京追求他的“电影梦”，“当时我什么也不会，虽然现在也还是在学习，但那会真的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听上去像是在凡尔赛，但陈多确实没有因为钱发愁过。当年来北京，父亲不同意，想把他留在身边培养，以后接管公司。“后来我爸没办法，给了我一张不限额的副卡让我来北京，怕我饿死”。陈多在北京干了一年多的编剧，积累了一些资源，但有署名的只有一部三线小网剧。“只能又回去拜托我爸，我现在这家工作室就是我爸投资的”，陈多的爸爸后来也托人搭了几条线，现在才有机会跟着某大师编剧写剧本。
和上述几个人都不同，陈多是依靠家庭资本，和自己的小有能力，挤到了行业里有可能被看到的位置。
没人能想得到，这些还算顺畅的、同时又指向不同方向的开始是不是好的开始，以及，后面这条关于梦想或是职业的道路，会更顺畅吗？
疫情没有压死骆驼，但让人思考：是职场还是梦想？还有资格选吗？
需要承认的是，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电影有时是一个巨大的造梦机器。但对于已经在电影行业有一些“工作年头”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想的更多是如何让自己的职业道路走得更远，尽力做一个有追求、有情怀的打工人。
贝吉塔一直想导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在重大毕业以后，贝吉塔去了上海，当时上海国际电影节对年轻导演也有创投类的相关扶持，他就带着自己的剧本去了，期间还得到了李霄峰导演的鼓励。“但我当时没太想明白，商业和自我表达都想要，最后本子也没过审”，虽然当时组委会打电话表示是因为题材原因，但贝吉塔心里清楚，很大原因是在于他没想好自己的方向。
在上海待了两个月，最后随着女友的离开，贝吉塔决定要北上。在北京，他一边写剧本、一边接一些散活儿，直到他再次遇见刘雨霖导演。“她让我别光写剧本，到时候把自己先饿死了”，自那以后贝吉塔开始经常性的和刘雨霖合作。
直到疫情发生，贝吉塔的工作被迫中止，他反倒开始有了大段的时间去写剧本。“当时买Whisky都买那种1.8升的，每天喝得醉醺醺地写到天亮”，其实他也焦虑，“之前拍的一些广告也因为疫情没有拿到尾款”，也不想问家里人张口，房租和其他开销就只能用花呗、借呗支撑着。
为什么不干点别的？贝吉塔不是没这么想过。有次他着急忙慌的赶高铁，北京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贝吉塔只能坐地铁换乘。下班高峰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匆匆忙忙，他觉得很恍惚，“我在想如果我不坚持做电影的话，这会可能在家或者在哪儿酒也喝上了，什么也弄上了，会是另一种人生。”
后来贝吉塔又觉得，地铁上那些匆匆忙忙的人，“其实大家都一样，总得为了点啥坚持”。贝吉塔学的是导演，毕业后这些年也一直在电影行业磨练，不论是为了自身追求或职业考虑，离开的沉没成本太高，因此他暂时不想、也离不开这里。
“干这行的有一半是抑郁症，另一半是酒鬼”，贝吉塔说，“我是属于后者”。好在现在大多数项目都能陆续重启或开机了，只是疫情间歇性的反复会需要面临更换拍摄地的风险。对于贝吉塔而言，疫情那段时间来的快去的也快，现在只要能开工，他的剧本还能继续写，他就始终能保持着一个酒鬼的乐观。
和贝吉塔不同，王玉超在疫情当口的选择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研究生毕业之后她经朋友介绍去了田羽生导演所在的新圣堂，慢慢开始往编剧方向发展。“田导对我们很好，疫情的时候也没有在薪资或者其他方面亏待我们”，但王玉超却在疫情那会离开了新圣堂，不久后和留美回来的大学同学成立了工作室。
“部分原因是在于我的另一半在上海读博，疫情那会不方便来回跑”，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她想做自己的故事。但在那个时机“独立”，王玉超和她的合伙人都承担了更大的压力，“找活、接活、盘算公司账户余额”成了她近一年来的日常。除了为写自己的故事而努力，这更加像一次创业。
直到在工作室基本保持收支平衡之后，王玉超在今年元旦写下了剧本的第一行字，并且入围了前不久结束的FIRST创投。
后疫情时代，大大小小的电影创投并没有减少，但来到这里的资方却比以往谨慎许多。王玉超的剧本《三好生》在FIRST吸引了不少资方的注意，但大多都希望她可以修改得“走出一点自我、再商业一点”，王玉超明白其中的道理，只是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
但她依旧是幸运的，这个被她形容为“半自传”的故事还拥有能够被拍出来的机会。
相较而言，影视宣传郑小小面临的境况要糟糕得多，她几乎没有选择的权利。宣传作为影视行业靠近下游的岗位，当无片可上、无片可宣，资金链就面临着巨大风险。当时郑小小的薪资陆续从60%降到了50%，最后她所在的影视宣发公司在钉钉群里宣布了解散。
“当时有点泄气了，本来有可能在今年升职，但最后确实很无奈。”某重点大学制片专业毕业，从业两年多，郑小小没有积累下太多可用的资源，父母也无力支持她再干些什么，所以她没得选。
失业后的郑小小回到位于三线城市的老家，找了一份文案策划的工作，一直干到了现在。但对于影视行业，她依旧有向往，“如果是要选职业，我还是愿意尽量选一份更喜欢干的事，但应该不会再去北京了”，郑小小失败过一次了，她不愿意再来一次。
一位学编导出身后来转行商务的北电毕业生告诉小娱，在他的同学圈子里，“有钱或者有资源的还在北京，呆不下去的只能回家”，而离开北京的几乎就是离开行业了。对于郑小小这类人来说，疫情只是把这一时间节点提前了而已。
这场疫情打破了很多人的幻想，但也让更多人重新思考。对于这群年轻电影人来说，离不开或许是因为还有情怀、愿意做梦，但也因为一直学这行、干这行，亦没有想过职业上的第二选择。
像王玉超、贝吉塔一样的电影人，属于行业里的“中产”，经历过专业学习、拥有着不错的资源，离开的沉没成本太高，前路的希望又时隐时现，现阶段还是会选择留下。但更多的从业者是郑小小，没有更多可利用的资源，她们只能离开。
别的出路和设想
电影行业本身的难已经让许多人提前离场，疫情只是加速了行业人口的新陈代谢。直到如今，还剩下的这些人要如何继续留下来？
29岁的执行制片罗清，目前供职于某知名电影公司。2018年，她从待了三年半的公关行业离开，开始做电影。“其实当时没想太多，主要是为了帮朋友忙”，这一帮就帮到了现在。
“现在有点累了，觉得很多事情没意义”。
三年里，罗清差不多跟了三个电影项目，还有其他正在推进的、不能推进的项目不计其数。第二个项目快结束的时候，离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了小半年，但她却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是这个行业的阶层问题对我造成了负面影响”，罗清告诉小娱，巨大的资源、财富差异造成了这里的阶层化，“不是光努力就能组个好盘、做个好电影的，疫情终将过去或被控制，但阶层问题不能。”
“比如你看喜剧只认开心麻花、业内大咖来来回回都围绕着那些人，都是一个道理”，电影行业内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当大把的财富、资源掌握在某些头部公司里，普通人很难干涉一部作品将由谁创造，以及最终如何诞生。
但年龄渐长、顾虑渐多，罗清很难再像三、四年前那样说走就走，她只能偶尔看看工作机会，另一边还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新项目里，“当年一起工作的同事基本都到了管理层甚至高层，我还要事无巨细的处理所有制片上的琐事”，罗清觉得挺魔幻的，但她也没设想自己什么时候会真的离开这个行业。
某种意义上来说，罗清也属于这个行业里的“中产”，但和贝吉塔、王玉超不同的是，罗清是转行而来，因此罗清对换行业的开放度比较高，因此如果在别的行业有好的机会，她也会考虑，“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而留下来的王玉超也有自己的焦虑。她很早就进入婚姻，但至今还没有把生孩子提上计划。“我其实不担心年龄大了但没有代表作之类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假设明年我的电影开机，那我一定没法生孩子。”
但谁也不知道哪个孩子会先来，王玉超现在做的最主要的还是两件事。一是继续修改自己的剧本《三好生》。从First创投回来之后，她和几个有意向的资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修改上也在做一些取舍，“希望可以在明年顺利开机”。另一方面，王玉超的工作室在最近也被纳入了一个大型的传媒公司，生存状况应该会比之前好很多，涉及的范围将会不止于电影，“因为如果我们坚持要做电影行业的话，首先得活下去”，王玉超说。
在今年10月份的乌镇戏剧节，还有一部根据王玉超长篇剧本改编的话剧即将开演。这些新势头都让王玉超充满了生命力，慢慢开始不止于一份事业或工作。
贝吉塔也终于给自己立了个Flag，通过创投或别的方式，“争取在30岁之前把第一部长篇给敲下来”。目前他手上的两个剧本都在稳步进行着，“身边人的反馈还算不错，都鼓励我继续写下去”，贝吉塔说。
随着这些行业“中产”喜忧掺半往前走时，开头提到的那类无需太多运气也可以进入此行的年轻电影人，他们则不太需要考虑生存，只要愿意干就可以永远在行业，也无需担心退路。
开头提到的陈多是，余小明也是。
去年7月份，大学毕业的余小明搭上了从纽约飞回香港的国际航班。在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余小明拿的是电影研究和电影电视制作双学位。但因为疫情，他没能留在美国。
“在国内隔离期结束了就可以直接进片场，我觉得挺神奇的”，因此隔离期结束后，他直接去了爱奇艺的一个网络电影项目做特效导演。现在余小明在上海生活，拍短片、拍广告，同时为了丰富履历。目前，他正在准备一部自己的短片，“有一半的投资是来自于我父母”，余小明有点不好意思的回答，“我希望这个可以在我的履历上留下比较重要的一笔”。他渴望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无论是拍短片还是不久后可能再回美国读研，他还很大程度上拥有家庭资源拖底，这让余小明拥有着做梦的权利。
相似的还有呱呱，他入行三年，此前一直是剧集编剧。呱呱在今年退出了一个一线IP项目，“不想当这样‘被阉割的’编剧了，我觉得自己在被消耗，”他说。接下来呱呱转而开始准备自己的短片作品，未来可能去创投、参加电影节。“试试看”，交谈中他侃侃而谈，很有激情。
和陈多、余小明类似，“我不太担心生存”，呱呱说。对于他们几个来说，电影更多是梦想，不是养家糊口的工作，但能不能“出头”则是另外一码事。家庭资本把他们托到了这个位置，有点类似于行业资源和社会资源对贝吉塔、王玉超的作用。
后疫情时代，电影行业从一个难走到另一个难。而和陈多、余小明不一样成长背景的人才是大多数，他们在疫情之后的“生存焦虑明显比以前更严重了一些”，王玉超说，“所以大家也知道，干这行必须有点信念感”。
这种信念感，可能是依旧相信电影能造梦，也可能是愿意相信这份职业本身。阶层问题会长久存在，不担心生存只为追梦的人也会陆续涌入，对于更多的行业“中产”或者是没有资源的小白来说，“熬”依旧是唯一的出路。
电影行业本身不缺情怀，这些年轻电影人也不缺。当成一份工作，或许会“熬”得更快乐，但在贝吉塔看来，“要是真的不成，那就等到那天再说吧，可能我也不会怪谁。现在我只想做好眼前。”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