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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代华为麒麟高端芯片。”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年峰会上，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表示，受制于实体清单，华为高端麒麟芯片可能率先宣布告急。
在经历长达15个月、6次临时许可延期后，华为正面临“无芯可用”的局面。这只是过去一年多华为面对美国制裁禁令受影响的其中一面。
面对挑战，任正非在过去一年间多次对外强调了华为正在迅速“补洞”中：大幅采购零部件、加大国内市场投入、推动鸿蒙、HMS(华为移动服务)“备胎”落地等等。
“现在大多数‘洞’已经补好了，飞机能继续飞行;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洞’，需要两、三年才能完全克服。”在去年年底接受采访时，任正非向外界同步了华为的“补洞”情况。
在众多“补洞”计划中，华为的投资战略变化在过去一年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从过去以“不积极”著称到一年出手13家产业链企业，从主张并购、瞄准核心技术到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投资逻辑的转变，能够在动荡中为这家科技巨头赢取新的生机吗？
投资“不积极”的那些年
相比起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频繁地投资圈地，华为在投资方面一向以“不积极”著称。而在这个标签背后，充分体现了华为过去的投资战略和态度。
全天候科技根据公开信息整理了2006年到2016年10年间华为对外投资清单。可以看到，在这期间，华为投资企业共20家，主要聚焦在芯片、物联网等通信领域。
实际上，华为关于投资的战略部署，早在《华为基本法》中就有定位。1998年，由华为领导层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共同制定的《华为基本法》面世，这是华为最根本的规章制度。
其中第三十七条明确指出：我们中短期的投资战略仍坚持产品投资为主，以期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迅速增强公司的技术实力、市场地位和管理能力。我们在制定重大投资决策时，不一定追逐今天的高利润项目，同时要关注有巨大潜力的新兴市场和新产品的成长机会。我们不从事任何分散公司资源和高层管理精力的非相关多元化经营。
“企业发展部”是华为负责对外投资的部门。据投中网报道，该部门在华为是二级部门，团队规模数十人，华为所有的投资、并购均需通过该部门完成。
在华为，前期确认投资对象的环节，主要由业务部门完成。而华为各大业务体系都有相应的战略与业务发展部，负责对投资标的进行行业分析、技术合作与甄别，与企业发展部一起与标的谈判并尽职调查后，投资最终由华为常务董事会决策。
这让华为的对外投资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目标极度明确，投资动作往往是为了得到某项技术、专利，或者是某支团队。
对应到华为主营业务中，便是大量关于芯片、物联网、存储等通信领域的企业并购。
例如，在2012年和2013年，华为分别收购了英国集成光子研究中心(CIP)和Caliopa，前者主要聚焦光通信技术领域，后者主要致力于硅光子技术的光模块研发。
2014年，华为为了扩大其在物联网领域布局，相继投资、并购了物联网高性能芯片研发企业XMOS以及物联网传感器研发商Neul。
“华为的并购策略是收购关键技术，融入到华为的平台中，不会做纯粹的财务投资。”2016年，华为常务董事、战略Marketing总裁徐文伟接受媒体采访时阐释了华为的投资并购策略。
除了技术和专利之外，华为并购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牌照或资质资源。通信业在多数国家都有较强的监管，没有资质就无法开展销售运营，而申请资质需要的时间经常以年计算。因此为了快速进入某个市场，华为通常会优先选择收购一些具备资质，但规模较小的公司。
高度聚焦和极强的目的性，使得华为在投资并购时能够有的放矢。因此，在华为大部分并购案例中，多数标的估值都不高，集中在数千万美元级别。
虽然华为把“永远不进入信息服务业，永远不去进入主行业以外的行业”写入了《华为基本法》里，但这并不意味着华为对于主业的定义一成不变，其中在2010年前后就有过短暂的摇摆。
这期间，华为对互联网业务有过一段短暂的兴趣，推出过包括浏览器、网盘在内的诸多互联网产品。
从上述2006年到2016年华为的投资清单中也可看出，其中不少被投企业来自互联网领域。
根据《理财周报》报道，在2008年下半年，华为成立了互联网业务部，归属于华为业务和软件产品线。由移动搜索服务商Cgogo创始人朱波空降而来担任该部门的首席市场官，后来朱波又被任命为互联网业务部总裁。
到了2010年初，华为将互联网业务部并入到消费者事业群旗下，并成立了专门的互联网与软件投资并购小组。这个小组之后投资了昆仑万维、暴风影音、趣游等一批互联网公司。
但华为关于发展互联网业务的这段“战略摇摆期”并没有持续很久。
2012年，华为战略出现了重大转变——确定了只做战略投资，只做跟自己主营相关的投资，而这里的主业仅仅定位于通讯设备这个单一行业。
同年，朱波从华为离职。朱波后来公开表示，自己入职时华为曾有意往服务和互联网发展，但是对于习惯了B2B业务的华为高层来说，一时间要适应互联网的B2C模式仍存在很多与华为本身文化所冲突的地方。
在朱波离开后，华为互联网与软件投资并购小组也被撤销。2016年，在昆仑万维和暴风科技相继上市后，华为均减持了手中的股份，淡出互联网领域。
因此，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当时华为涉足互联网可能更多是出于企业效益、风险规避等方面的考虑，而不是要进军互联网和信息服务业，“就是想养几个效益好的企业留着过冬用。”
从许多VC/PE基金的LP名单中，也可以看到华为的身影。
在国内，华为是国家开发银行旗下国创母基金的LP。该母基金管理平台下设PE子基金及VC子基金两大板块，分别为国创开元股权投资基金及国创元禾创业投资基金。
天眼查数据显示，这两家基金共管理着27家子基金，至少参与了23起投资事件。GP名单中不乏国内一些的知名机构，如松禾资本、金沙江创投、启明创投、北极光创投、纪源资本、红杉资本中国、弘毅投资、复星等。
进击的哈勃
过去，华为在投资并购方面呈现出两大规律，一是以并购国外企业为主，二是不投华为供应链企业。
通过并购国外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符合华为一直以来的国际化路线;而不投供应链企业，与华为狼性文化及其长年以来的企业危机意识有关。
这一点，任正非此前曾经有过一段话解释。
2016年，一位华为日本研究所的日籍员工向任正非当面建议，认为非常有必要对日本当地手机屏幕供应商进行投资。而任正非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们原则上不对外进行投资，投资就意味着终身要购买她的东西，因为她是我的儿媳妇。我们现在就是见异思迁，今天这个好就买这个，明天那个好就买那个。当然我们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你别落后了。只要你不落后，我就买你的，但你落后了，我就买别人的。我们主要关心所有的产品是世界上最好，而不是我儿媳妇生产的，我来组装。”
然而，随着华为旗下全资子公司哈勃投资问世，这个情况有了极大变化。
2019年4月，华为在境内新成立了一家注册资本达7亿元人民币的子公司哈勃投资。今年1月底，注册资本变更为17亿元。
根据工商信息，哈勃投资的董事长、法人代表均为白熠。白熠自2018年4月起担任华为企业发展部总裁一职。
成立不到半年，哈勃先是入股思瑞浦成为其第六大股东，随后又接连出手投资了两家半导体相关公司。
其中，半导体公司一家为从事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相关的山东天岳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另一家为从事电源管理芯片设计的杰华特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均属于半导体行业上下游公司。
此前，华为在半导体产业的布局一直以IC设计业为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旗下全资子公司海思半导体。
作为中国半导体产业最重要的下游客户，华为的入局对整个产业而言无疑是利好的。而哈勃的多次投资，也被业内认为其意在全面布局半导体产业。
全天候科技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在过去一年，哈勃接连出手13家半导体产业链企业。
这或许只是哈勃投资版图的开端。
从业务方向看，其所投企业都以自主研发高新技术为主，高度国产化生产。产品涵盖半导体晶体、碳化硅材料、功率芯片、人工智能芯片、车载通讯芯片、石墨烯导热膜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手机等相关业务的布局，哈勃所投企业中不乏与汽车、人工智能等身影。
过去华为主攻全球供应链，在国内半导体企业采购并不多，这与我国产业发展进程有关。在传统的供应链领域，国内企业与国际企业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一些新兴技术领域，如半导体材料、人工智能等方面，国内企业的起点较高。
而在这些新兴技术领域，华为和哈勃开始大范围入局。
在今年年初，华为出资2206万元拿下了庆虹电子32%的股份；而今年6月份，华为投资的纵慧芯光已进入华为旗舰手机VCSEL供应链，是华为Mate 30 Pro中VCSEL的主要供应商。
通过给订单、给资金、给技术技术，甚至派驻团队等多种方式，华为正在扶持国内半导体企业。
另一个显著的案例，则是搭上哈勃投资快车后飞速发展的思瑞浦。
2020年4月，哈勃投资的芯片公司思瑞浦在科创板的上市申请获得受理，这是哈勃投出的首个进入IPO阶段的项目。
实际上，直到2018年，创业六年的思瑞浦仍然深陷生存危机当中。思瑞浦当年披露的财务数据显示，2018年公司收入1.14亿元，净利润为-882万元。
2019年，一名神秘“客户A”的订单让思瑞浦当年的收入增长167%达到3.04亿元，净利润则达到7098万元，弥补了创业以来的所有亏损，扫清了上市之路的障碍。
从思瑞浦招股书中可以看到，“客户A”从2018年开始向思瑞浦采购的产品主要是信号链模拟芯片，这是5G基站的关键部件。2019年，思瑞浦来自该客户的营收占比激增至57.13%。
“客户A”的具体名字虽没有披露，但确认是思瑞浦的关联方。而在思瑞浦的关联企业名单，惟华为可能有如此大笔的采购。此外，思瑞浦正是华为成立哈勃投资以后出手的第一个企业。
不追求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以产业布局为主，也是哈勃投资的特点之一。
据相关统计，目前哈勃对企业主要的投资比例基本小于10%。从介入轮次与投资比例上看，大多数是早期“占坑”，需要先帮助这些5G相关企业发展完善自己的战略布局。
这一点，与华为过往针对目标技术、团队进行投资并购有一定相似之处。对于产业投资而言，收益并不完全体现在投资回报率的数字上。一些隐性和综合收益也在华为考虑的范畴内。比如对于产业链的补强，对于业务的拉动，对于供应链的稳定等等。
有分析认为，哈勃投资布局在兼顾现有供应链以及前瞻性技术的同时，通过投资补强短板环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供应上的压力，与华为的业务形成互补和协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哈勃投资可能会涉及更多的“前沿领域”，更多产业链上的新技术公司可能会进入哈勃投资的视线。
投资战略转变将助力破局？
哈勃的横空出世，意味着华为的投资战略再次出现重大转变：由最初国际化扩张投资并购，转变为围绕半导体产业链进行密集投资布局。
一方面，这是由于美国禁令所造成的外部供应链压力。
2019年5月，受到美国禁令影响，多家企业被禁止与华为进行业务来往，其中包括安卓手机GMS服务供应商谷歌以及众多芯片产业链供应商。
为此，华为启动了鸿蒙系统、HMS等一众备胎计划。最新数据显示，华为的HMS全球月活用户超过7亿，注册的开发者已经达到160万，HMS生态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安卓和苹果的iOS。
余承东在8月初的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年峰会透露，搭载鸿蒙系统的华为智能手表将于今年发布，未来华为IoT产品都有可能搭载鸿蒙系统。
如此看来，在软件层面，华为的备胎计划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业务过渡；而在硬件领域，半导体产业这个被卡脖子的领域始终是华为绕不过去的坑。
在美国第二轮的芯片制裁之下，华为海思的麒麟芯片无法再交由台积电代工，也无法向高通、博通这类美国公司采购高端芯片。余承东表示，华为今年秋天将会上市搭载麒麟1000芯片的Mate40，可能会是最后一代华为麒麟高端芯片。
“遗憾在半导体制造方面，华为没有参与重资产投入型的领域、重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我们只是做了芯片的设计，没搞芯片的制造。”余承东表示。
如今看来，哈勃投资作为华为“补洞”计划的重要一环，正在努力弥补这份遗憾。
另一方面，华为内部业务结构的不断变化，可能也驱使着华为在投资战略上作出转变。
2019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收入4673亿元，占总收入的54.4%，同比增长34%，是华为三大收入板块中增长最快的板块。这体现了华为从过去的B端运营商驱动型向C端驱动型转变，而C端的重要特征就是产品种类众多。
尽管目前华为消费者业务旗下已经有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众多C端产品，但距离其1+8+N的全场景生态战略依然有不少距离。
华为需要一场全产业链的生态升级去满足C端业务的持续成长。
为了应对外部挑战与内部业务发展的双重挑战，华为的投资战略亟需求变。
而在华为外部成立哈勃投资公司，有别于内部机构——其受到华为基本法的约束更少，将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财务运营上也相对方便。
更重要的是，这是华为对外表明的一种态度，即华为愿意投入资金与技术，和中国的产业链一起成长，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完善其产业链布局。
从目前来看，华为除了利用哈勃进行前述产业链投资布局外，还有更多的动作。其中一个重要信号，则是近期与深创投合作成立的红土善利基金。
据天眼查显示，8月12日，深圳市红土善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注册资本6亿人民币。
其中，华为为红土善利的第二大股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认缴1.9亿元人民币，持股31.67%;华为旗下的哈勃投资认缴1000万元人民币，持股1.67%。国内最大本土创投机构深创投是该基金管理人。
虽尚未明确红土善利的投资偏好，但以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华为的处境来看，红土善利基金大概率与半导体产业战投相关。
如今，华为的投资战略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相比起鸿蒙系统、HMS等一众备胎计划，投资周期长、成长速度慢的产业链布局更能代表华为在应对内外多重挑战时真正的态度。
但面对大环境的持续动荡和恶化，华为如何跑赢?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