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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战士
荣誉又一次加身：今天，钟南山被推举为共和国勋章建议人选，以表彰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作出贡献的模范人物。
钟南山不是神。
他84岁了，尽管拥有学生时代就显露的体育天赋，加上多年健身，他看起来总是精神奕奕，但1月18日那趟从广州前往武汉的列车上，他满脸疲惫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的照片，还是向世人提醒了他的年龄。
鲜有人能逐字说出他在这场战役中的官方身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终究是老了。
而人类永远无法彻底摆脱瘟疫。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提到的，它总会卷土而来。如果下一场疫情到来时，人们该指望的，是下一个钟南山，还是机制？
所有人都信他的话，“钟南山说能动，才能动”的戏谑，足以说明一切。
他的几次表态，成为战役的关键性节点。
1月18日，他说，“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有人由此嗅出危险的信号，于寻常的春节繁忙中，增加了一丝警觉；
1月20日，他说，“肯定有人传人的现象”，“无特效药”。14位医护人员感染的消息首次经官方披露，他还给出建议：“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
警报由此拉响。
23日，武汉正式封城，一场牵动全国的艰难“战疫”拉开帷幕。
当武汉地方政府的慌乱在疫情中暴露无疑时，钟南山被神化了。在涉及医学的关键信息披露和防护建议方面，他俨然成为唯一靠谱的信源。
当一个个体的公信力超越一个体系，这不正常。17年前如此，17年后还是如此，这更不正常。
钟南山在67岁那年首度成名。35岁才成为医生，43岁才出国留学，大器晚成似乎是他的标签。不过，2003年4月12日，当他坐在那场为世卫组织官员和中外编辑举办的发布会上时，年龄反倒成为他的优势——他无需为前途而过于畏手畏脚。
他选择了披露真相。
当编辑问到“病情是否真的得到控制”，这位医者在简短踌躇后终于脱口而出：
“根本就没得到控制，第一不知道它病源是什么；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现在还在传染，怎么能叫控制呢？顶多叫遏制。”
选择这一步并不容易。发布会前一天，他已经收到指令：参与配合，不要讲太多。
但更早的决定或许成形于一周之前。清明节当天，他在父亲钟世藩的墓前站立许久，后者亦是医学大家，培养了钟南山对医学的兴趣，更教育他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
钟南山成为掀开非典盖子的那个人。
此后，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4月20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委副书记因防控疫情不力被免职，整个国家投入了这场“战争”。
钟南山也战斗在一线。
当广东六家收治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不堪重负时，他振臂一挥，“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他与肖正伦等专家研究出了“无创通气”的治疗方法，以增加病人的氧气吸入量，代价是医护人员感染风险会增大。在他的亲自救治下，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高达87％。
双肺全白、被医院下过三次病危通知书的患者梁合东被钟南山“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因为身体被固定，身上又插满管子，梁合东一度狂躁，想要挣脱，几个医生都按不住，钟南山过来了，确认对方知道自己是谁，缓缓安慰，“你还好，你都不是最严重的”。
于绝望之人而言，信心的作用有时候不亚于药物。
于医者而言，看得见病，是本事；看得见人，是良心。“我们的重点不是治病，是治病人”，他不止一次这样告诉自己的学生。
02 知识分子
钟南山落泪了。
在那段用英文接受的路透社采访中，他提到李文亮，称其为英雄，“我为他骄傲”。言语间，他难掩激动，一度红了眼眶。这是医生之间的惺惺相惜，也是知识分子对吹哨人的致敬。
钟南山出生在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钟世藩是著名儿科学家，1922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8年后博士毕业留校任教，1934年赴美留学，回来后出任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任——他的儿子在此出生，因医院位于南京钟山南面，取名“南山”。
母亲廖月琴是父亲在协和医学院的校友，曾经被公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后来作为副院长，参与创建了广州肿瘤医院。
然而，与父母学习成长的路径不同，钟南山的知识分子之路并不顺遂。
儿时，父亲在家中建医学实验室，用小白鼠做实验，钟南山由此对医学感兴趣，并于 1955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即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1960年毕业留校。
但这些努力都被历史浪潮所淹没。4年后，他被派到山东乳山县搞“四清运动”，与农民共同劳作。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母亲自杀，父亲工作暂停，钟南山也被剥去其他社会身份，成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被下放去做锅炉工，每天要铲几千斤煤，担煤几百趟，晚上还要定期在锅炉房值班。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1年。那年，36岁的钟南山回到广州，在广州第四人民医院当了一名急诊室医生，这是最基础的科室。
除了家学渊源，当时的钟南山在医学方面并无太多过人之处。这是一门经验科学，一位好医生的诞生，除了需要学校培养，临床经验的积累也必不可少——而人的一生中学习能力最强、精力最充沛的那十年，钟南山都浪费在了农地和锅炉房里。
他后来用恶补去挽回了这段时光。当学术成绩逐渐叠加厚度，从家族继承而来的知识分子精神，也开始在他的生命中发光。
若说钟南山的家国情怀与求真精神有十分，大概七分都是源自父亲。
全国解放前夕——1948年的某天，国民党中央卫生署高官一晚连续三次登门拜访，动员钟世藩一家撤往台湾，都被这位时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拒绝了。他为新中国保留了一座成熟医院，次年，他将医院物资一一清点，安然无恙地移交给了继任院长。
“父亲于1946年从美国毅然回国，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多年后，钟南山理解了父亲当年的选择。
1978年，钟南山与侯恕合写的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他因此获得远赴英国伦敦深造的机会。
在伦敦，钟南山不仅在临床和学术上皆有建树，还借此扭转了英国学者对中国呼吸衰竭疾病研究的偏见。临近回国，爱丁堡大学极力挽留他继续在皇家医院工作，然而他没有犹豫，他同30多年前的父亲做出了一样的抉择：回到中国。
如果这些关键抉择是对勇气的考验，那么，作为知识分子，尊重事实就是底线。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要将自己免于重蹈覆辙的人祸、愚昧无知的错误之时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显然，太多人已经贪恋并迷失在名利场中，而忘记了立起脊梁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姿态。
非典之中，讲真话的钟南山得到了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几亿、甚至十几亿人民的钦佩和信服，成为他的靠山。
他并未居功自傲，该说的话继续说，该做的事情继续做。
他是人大代表，每年在“两会”中都积极献言。他批评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公立医院医生不讲医德，“广东某医院的一个心脏导管大夫为病人做冠状动脉造影，本来问题不到，但是最后给放了五个支架。”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了提醒国民注意防护，会在与央视的连线中直言：“大气污染比非典可怕得多”。
他也不回避自己的失误。2016年，文章《钟南山院士：别再拿雾霾当玩笑了，它是一级致癌物》在朋友圈里热传。文章并非由钟南山所写，但提到他在某高峰论坛发表演讲时用到的一份统计资料，“90% 白血病患儿家中曾进行过豪华装修，每年 210 万儿童死于豪华装修。”
他很快发布声明，澄清文章与自己无关，也提到“每年210万儿童死于豪华装修”的材料经查证是不切合实际的，自己未经严格证实就在论坛发言中引用，不恰当。
“在此，特向公众表示歉意。为了不辜负公众及社会对我的信任，今后在参加学术活动及各种发言内容中，我将严格地只收集基于有科学实验依据的资料，避免误导公众。”
03 医生
钟南山早期的从医之路并不顺遂。
他在36岁那年才通过妻子拿到部队调令，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州第四人民医院任职，成为一名急诊室医生。
他很快闹出笑话。
一位被鱼刺刺中胃小动脉，引起消化道呕血的病人，被他误诊为肺结核，还坚持送往结核病防治所。科室同事对这场误诊指指点点，这根鱼刺也刺进了他的心里，他开始恶补医学知识，很快结合临床写满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两个月后，同事评价：“他顶得上一个主治医师啦。”
第二年，他被调进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当时是70年代早期，呼吸系统疾病并未得到重视，很多医生都不想去，而钟南山接受安排的理由很简单：他是党员。
很多时候，命运的改变就发生在一瞬间。当然，身处其中之人，未必知晓。
钟南山深扎其中。加上他，防治小组成员仅3人，一穷二白，遇到危重病人时，他们只能轮流用手捏皮球呼吸机进行抢救。下乡调研，他们一早就出发，收集农民的痰作为研究样本。返城时，钟南山经常叮嘱同事：“你要拿好那个痰，要誓死保卫那个痰。”
小组研发的中西结合防治方法，后来被证实能有效控制慢支炎。1977年，他们去大庆油田参与慢支炎防治，取得55%的成功率。世卫组织专家到广州访问，也听取了他们的报告，给予高度评价。
防治小组慢慢壮大，在获得广东省卫生厅的10万元经费后，逐渐成立呼吸疾病研究所。
时代的进程将所有人的命运裹挟其中。随着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知识分子受到重用。那天，钟南山也去了现场，他参与写作的《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的论文，获得了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
所有人都在期盼着好机遇的降临，但在机遇降临前就做好准备的，永远是少数。
钟南山显然站在少数人的阵营里。
走过十几年的弯路后，他终于回归正轨，并迎来了属于科研人员的好时代。那篇获奖论文让他站在了1979年10月的伦敦，在这座古老而阴冷的城市里，他要接受8周英语培训，随后去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开始为期两年的进修。
他依然优秀，在两年里取得的成绩包括：取得呼吸系统防治研究的6项重要成果，完成7篇学术论文，其中4项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及糖尿病学会上发表。
他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医生争得了面子。
论文《关于氧气对呼吸衰竭病人肺部分流的影响》一度引发争议，但这位“狂妄大胆”的中国医生在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上说服了众人，所有的质疑，他都能用实验数据和论证一一回答。最终，全场专家举手通过了这篇文章。
两年后，他回到广州，出任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继续投身科研。
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为例，这种疾病很难根治，当病人症状明显前来就医时，往往已经是晚期了。1999年，钟南山团队提出，比起治疗，发现、预防、干预更为重要，比如在没有症状里的人里做筛选、找到患者，和当地的卫生部门一同做说服工作等等。
当时，国内甚至国际的医疗学术界都没有这样的操作，钟南山成为打破惯例的那个人。他带领团队跑到农村社区做普查、干预吸烟、改善社区环境、甚至在粤北地区将烹调的燃料换成沼气……诸多前期干预之后，当地不仅慢阻肺的患病率减少，而且肺功能下降的进程也减慢了。
这一实验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在世界著名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也得到了认可。
这些积累，都成为22年后钟南山抗击“非典”时的底气。
他始终明晰自己的身份。“非典”之后，他声名大震，广东省以他为原型拍摄影片，在准备工作期间，就已经把钟南山的雕像都制作出来了；非学术类的探访应酬也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来。但他不想被这些应酬分割时间，依然按照原有的门诊和科研计划行事，并且多次公开强调，“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
04 老人
钟南山不再年轻。看似身体健硕的他，也在经历衰老与身体机能的减退：2004年患上心肌梗塞，2007年出现心房纤颤，2008年得了甲状腺炎，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
但新冠疫情之中，这位84岁的老专家，成为民众心中那道捍卫生命的防线。
此前，一则“淡盐水漱洗咽喉部位可杀死病毒”的信息在网络上流传，信息落款为“钟南山院士建议”，很多人奔着钟南山的名字就选择了转发，直到钟南山院士团队正式辟谣，闹剧才告一段落。
腾讯新闻较真平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十大谣言榜”上，有4 条都与钟南山相关。
医生钟南山曾经对国家的防治预警系统很有信心。有编辑曾经问他：“如果中国再次发生如同非典这样大规模的传染疾病，相关机构能否及时控制并有效解决？”他的回答是：
“SARS是措手不及，而且国家没有做好公共卫生的预防预警和防治工作，对中国是一个教训。SARS以后的一大疫情是2009年的H1N1，当时国内做得非常好......相对完整以及强大的一个防治预警工作，在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建立起来了。”
的确，这场疫情中，1月8日卫生部门已经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病源，距离医院收治首例病人不过39天。相比于非典时期历经波折、耗时四个月才最终确定病源，疫情在早期的医疗防治水平显然已经大大提速。
然而，疾控中心的预警系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地方政府及医院机构封锁信息，相关媒体报道发布滞后等等，导致当地失去了最佳防御以及遏制大规模传染的时机。
直到整个国家资源都被调动，全国人民参与配合，并付出数千个家庭失去亲人的巨大代价之后，这场疫情在国内才终于逐渐得到遏制。
如今，公众感慨“多亏了钟南山”，公众也忧虑“不能只有一个钟南山”。
无疑，钟南山与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都值得人们去铭记与感谢，但对于灾难的理智反思，对于错误的严肃追责，在此刻也同样重要。往后，还有卫生防疫体系的优化、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的完善等等。
钟南山终究是老了。
人类却永远无法彻底摆脱瘟疫。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提到的，它总会卷土而来。如果下一场疫情到来时，人们该指望的，是下一个钟南山，还是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