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注：利他的精神在做企业的过程中很加分，无论是做产品还是跟客户和员工相处，利他心都是很好的。我们的核心职责还是做好企业，我们公司有5000多人，我把5000多人的公司做好，把产品服务做好，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这才是我的根本贡献。文章来源：湖畔大学，ID：hupansanbanfu，作者：湖畔黑衣人
从1月28日到2月2日，身在新加坡的湖畔四届学员庞升东几乎每天都要跑去机场，寻觅准备飞回国内的乘客，请求他们帮忙托运几箱口罩。在这些航班的目的地，他旗下各地分公司的员工也随时准备去机场“接货”。
那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内医疗防护物资最为紧缺的时期，“人肉带货”这一非常手段成为了最直接高效的运输方式。
庞升东发动了当时同在新加坡的湖畔同学吴兴杰、胡海泉等一起帮忙，出钱出力。他们最终“人肉”带回了60多个大行李箱的口罩，加上通过其他渠道运回国内的防护服，共计捐出了56万件医疗防护物资，全部运往湖北黄冈。
疫情爆发之初，大家纷纷从全球寻找防护物资。这其中，企业家们因为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冲在了全球采购的最前线。
01“人肉”的效率
我是1月21号到新加坡的，打算在那里过年，我出发时，上海机场一百个人里只有一两个人戴口罩。
1月23号听说武汉封城，整个湖北当时只报道了几百个病例，但我们决定马上采取行动，在26号和27号买了两批N95口罩。我们有一家公司本来就做电商，对渠道商比较了解，我派了新加坡分公司的5个员工去采购，我们当时是直接去仓库里抬货的，总共采购了56万件物资。
事实证明急速行动是对的，因为新加坡到29号就已经买不到N95了。
当时我们决定把所有物资都捐给黄冈，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把货发出去。选择黄冈的主要原因是它离武汉最近，人口有七八百万，但人均GDP只有3万多元（注：2018年黄冈人均GDP为3.21万元人民币），是中国人均GDP的一半（注：2018年中国大陆人均GDP为6.45万元人民币）。
新潮传媒的捐助物资
我的公司是做传媒的，对人均GDP很敏感，我们在全国有100多家分公司，知道在人均GDP只有3万多的地方，生意是没法做的。
我们当时判断这里可能会成为疫情最惨的地方，人口那么多，物资肯定奇缺无比。也有湖南和浙江老家的朋友希望分些物资，我向他们表示抱歉，解释说黄冈更需要。
那时候吉祥航空已经有公益包机了，但是手续非常复杂，而湖北的政府部门和公益机构也才刚刚开始做救援，公益捐赠要正儿八经走程序，这一下、那一下，速度难免就会慢下来。
特别是慈善总会的证明和海关的各种文件，要求极其详细，货要一件一件全部对上，否则就放行不了。新加坡几家公益机构一起捐赠了一飞机的货准备运回去，一路上各种忙中出错，各种坎坷。我还找了上海市领导来协调。
这批货1月29号就起飞了，但实际上它们是12天后才到的湖北。
先是在新加坡拖了三四天，到上海浦东机场又待了三四天，从浦东运到湖北又是一个大问题。后来这批货先运到了杭州，在杭州放了两天后运到武汉，再从武汉到黄冈，又花了两天。
虽然我们的货耽误了很久，但我觉得一路上湖北慈善总会、海关、吉祥航空、顺丰、各家公益组织都已经做得很好了。
湖北慈善总会实在太忙了，但是进口物资的必要手续还是要的，他们也有他们的考虑，严格执行标准也是必要的。我们接触下来，我觉得湖北慈善总会的表现不算差，忙中出错是难免的。
估计公益包机渠道速度会比较慢，我们想到人肉搬运，当天就可以到上海，我们湖畔四届的同学、奥普家居的吴兴杰也在新加坡过年，我就找了他帮忙。他1月28号从新加坡出发回国，那趟航班最多可以带6个行李箱，他就全部装满了口罩，帮我们带回去。
兴杰这趟主要就是在前面探路，试试看人肉运口罩这条路通不通。
后来我听他说，他一路上都很顺利，没有人查。（注：1月28日，庞升东在朋友圈里写道：“感谢湖畔同学上市公司总裁亲自当人肉搬运工。”这位上市公司总裁就是吴兴杰。）我也问了上海海关领导，他们对于救援物资会开绿灯放行，这批货当天就到了上海，那时候顺丰还是通的，三天之内就到了黄冈。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肉运货的效率是最高的。从那天到2月2号回国，我总共去了四次新加坡的机场。我们成了“行李箱大户”，买了60多个大行李箱，把口罩拆散了装进去，每天都在机场请人帮忙带货。
庞升东采购的第一批口罩搭乘公益包机从新加坡出发
02陌生人的善意
在做人肉带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件事还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拜托的都是陌生人。
新加坡的机场是先过海关再过安检，而且托运完之后还可以返回去增加行李。为了不打扰航空公司，我就站在值机柜台到海关之间的那条很长的路上，一个个问。
没有一个新加坡人会同意帮我们带东西，他们觉得不可理喻：“我们认识吗？”他们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不规矩的事情、非分的请求。墨守成规、一板一眼是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我很赞赏这个社会的地方，但对于夸张的——其实是好事——的事情，他们也丧失了了解的兴趣。
所以首先要找乘客中的中国人。
新加坡人跟中国人长得很像，一眼看去也分不出来是哪里人。后来我们掌握了一些识别的方法：首先，中国人都会戴口罩，那时候新加坡人是不会戴口罩的，所以不戴口罩的人就不用上去问了。第二，从气质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出行的，或是两个老人同行没有小孩护送的，基本上也是新加坡人。
对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比较难从五官上辨认，不过从值机柜台走到海关的时候，90%的人都会把护照拿在手里，那也是一个时机。
确定这个人是中国同胞之后，我们一般会走过去跟他们说：“我们是做义工的，我们有一批救援物资要运到湖北去，现在要请人帮忙托运过去，这种方式的速度是最快的，我们在各个机场都有人接。您可以加我的微信，把事情说清楚，我会在里面说，这些东西是我委托你托运的。”
如果对方愿意帮我们带，我们会根据他们机票能够托运的行李数量来分配——公务舱比经济舱能托运的行李多。他们需要帮我们办托运，到国内的机场之后，再把行李箱拉到机场外，我们有人在那边接应。
他们一般比较谨慎，怕我们让他们带不好的东西，所以在说的过程中，我就把行李箱打开让他们检查，用各种证据告诉他们，实际上是不需要担心的。有的人翻得很细，会把每个行李箱都打开。
我被一些人拒绝过，遇到过有人露出鄙夷的神色，感觉这时候能看到人生百态。有一次，一位老人家看到我们这么大的箱子，觉得很麻烦，就没有答应。我也没有勉强他们，因为我也觉得箱子稍稍有点重。她的老伴给了我们一些鼓励，一边离开一边还好几次回头，我感觉他的内心其实一直在纠结。
还有一次，一位女士本来都已经答应了我们，准备办手续了。她家老人上洗手间回来，赶紧阻拦女儿说，“这不行啊，出国最忌讳的就是帮别人带东西。”听到爸爸喋喋不休地教育，她只好算了。
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老人说的话代表了他一生的智慧，可是这是缺乏社会常识的，而且好像是在以恶意揣测别人。
也有好多人愿意帮助我们。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在无锡开健身房的人，为了报答他，我还答应送他健身房的广告。
庞升东和机场乘客合影
还有一个人帮我们带了10个箱子——当时航空公司主动说，只要有乘客愿意，这10个箱子都可以记到一个乘客的名下，不要钱。那个人自己本身就托运了3个箱子，加上我们这10个箱子，他相当于要从机场搬出来13个大箱子。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字节跳动”的高管。
03但求心安
第一天发现这事儿有点难度之后，我想到胡海泉（注：湖畔三届学员）也在新加坡，就联系了他，他马上加入了我们。他主动出了钱，还跟我们一起做了好几天事。
因为人手不够，货物的搬运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把这么多箱口罩从卡车上搬下来，场面很壮观。
我们在各个登机口和航站楼也做了分工，比如到长沙、西安的飞机在T1航站楼，到北京、上海的飞机在T3航站楼。海泉是明星，很多人都认识他，而且他的沟通能力很强，所以他去“推销”的效果就比较好。我们最后找到了三四十个人来帮忙带货，建了好几个人肉群。
其实我行动的动力是“但求心安”——国难当头，如果不做点事，我心里会很不安，这个担子可能有一万斤，我想挑起其中的十斤。我在机场也碰到很多学生，看到他们也组织了一些公益活动，我想我们的个性里有同一类的特质，就是会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
我心里有时候会被一种崇高感所驱动，觉得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我以前也思考过，这种崇高感是怎么来的，我觉得主要是基因决定的——做好事会让我开心，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方式，其他部分可能是受阅读影响——我是《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铁杆粉丝，大学毕业时还给《南风窗》写过好几封信。
所以我觉得，就算没有钱，我也会身体力行去做公益的，比如说如果我是个白领，我也会去公益组织帮忙。但我很欣慰的是自己在做企业——我投资的几家公司的CEO都很踊跃，都是在第一周内就捐款了；我们在西安、北京、长沙等国内城市都有分公司的人可以帮忙接货。有钱、有人，就能做更多事情。
我也遇到了很多同类，其实航空公司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比如春秋航空一看我们“人肉”的是救援物资，只要有空余位置，就会免费帮我们运回国内机场。
还有一些企业家也帮了我们很多忙。记得从2月6日开始，顺丰只能发武汉，发不了黄冈了，那么武汉到黄冈的这段路就没有人送了。这时候我找到了湖畔的另一个同学，居然之家的老板汪林朋，他就是黄冈人，而且在武汉有一个物流公司。
于是我们就被拉进了汪总的微信群，看到他正在筹集物资。居然之家的副总裁任成亲自跟我们对接基础工作，我们接下来的货就由他们在武汉的子公司帮忙转运到黄冈，居然之家极其高效，转运速度很快，我们按照每家医院的病人比例来分配物资到黄冈的各家医院。
我们还有一批货走的是卓尔集团的国际渠道，在跟卓尔集团对接的时候，我们团队很感慨，觉得他们非常职业、非常敬业。当时他们的执行力也给了我不小的触动，这样一个武汉数一数二的企业，如果在这时候置身事外，救援就少了一股很大的力量，而他们用自己的全球运输渠道做了很多事，我觉得非常厉害。
04回归本业
2月2日，我和父母搭上了国内航空公司全面停飞新加坡前的最后两班航班，跟8个愿意帮忙“人肉”的乘客一起，把18个大行李箱加40个箱子全部带上了飞机，里面装着9万个口罩。2月3日凌晨飞到浦东，这是我们的第五批救援口罩。
当时有十多个人和我坐同一趟航班，因为我自己也要上飞机，所以就更好沟通了，我告诉他们：你们只是帮我托运一下，到时候我自己来拉。到上海之后，我跟父母一共拉了18个行李箱出去，他们俩都是农民，身体很好，我们每人推了两辆大推车。
庞升东、胡海泉和待运送回国的口罩
那时候我为这件事“工作”了刚好一周，之后我就留下了两个团队继续做后续的物流对接，但我停了下来。
回想起来，那一周我的心态变化很迅速，刚开始几天觉得不做点事心很不安，要迅速地做点事情，而且自己恰好在新加坡。国内像黄冈这样的地方物资肯定是奇缺无比，值得我们去做，但我的内心也有个潜在的计算器，一周之后觉得至少可以对自己有个交代了。
其中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新加坡买不到货了，而且我觉得后面中国自己的供应会跟上的。更重要的是，在人肉带货这件事情上，我的杠杆效应是很低的，我的本职工作还是做企业。
企业家在疫情期间身体力行做公益，有的人做了一周，有的人做了两周，有的人一直在做，花了很大工夫。这背后是一个比较深的话题，每个人对公益的热情程度不一样，至少我在目前这个阶段，感觉全身心投入公益的时机还不成熟。
利他的精神在做企业的过程中很加分，无论是做产品还是跟客户和员工相处，利他心都是很好的。我们的核心职责还是做好企业，我们公司有5000多人，我把5000多人的公司做好，把产品服务做好，积极参与市场竞争，这才是我的根本贡献。在非常时期，我抽一定的精力来做公益是很好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批人，为社会做贡献的核心方式是：做好企业。
我觉得一个人的本性就是自己的主宰，是“上帝”，要抗拒本性是很难的，会把自己搞崩掉。那一周我的“上帝”告诉我必须好好参与救灾，别想其他的事。一周之后，就开始想自己公司的事情，回归本业，考虑自己的企业如何应对这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