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注：这次疫情大考暴露了一些此前的医改没有足够重视解决的问题：防范医疗系统性风险，以及满足医护和患者的最本质的人性需求。如果新基建的钱能在大疫之后，狠劲投入医疗体系，将是件因祸得福的好事。文章来源：秦朔朋友圈（微信号: qspyq2015），作者：冀田Timothy。
“偷梁换柱”？
新基建是最近的热词。关键在新。总觉得有些打着“新基建”旗号的“基建”，打着“补医疗短板”旗号的“医疗新基建”，有点不大对劲。
几十万亿新基建中，有多少资金将会投到大疫过后急需补血的医疗领域？国泰君安的报告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在29省总投资规模为17.6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铁公基（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机场、隧道等）占比41%，是重头戏；
房地产、土储（广场、公寓、棚改、危房改造、保障房等）占比20%左右，在其次。
以上都算是老基建。
正宗的、中央提的新基建（信息网络建设、光电、充电桩、生物质能、智慧城市、科技等）不足1000亿，占比只有0.5%。
在疫情之下，人们关注的医疗卫生，只有3000亿左右的项目，占比1.7%。
看完这些数据，深受疫情之苦的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些失望。
如果这就是新基建，我们可能就浪费了一场好的危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总支出的7.07%，而美国、日本、新加坡的占比分别为24.44%、19.80%、13.47%。医疗资源不足与配置失衡（主要是城乡差距）是亟待弥补的两大短板。
但从目前的新基建投向看，并没有在补短板上用力。
方舱医院虽已关闭，患者正在兴高采烈地出院，但我们不要忘了，很多非新冠肺炎的患者刚刚开始入院治疗，他们可能是心脏病、癌症或糖尿病患者等等。由于医疗资源有限，顾此失彼，有些老人在疫情期间得不到及时救治，已然逝去。
新冠病毒的袭击，让武汉的医疗卫生系统遭遇了接近崩溃的压力，需要全国支援。身在武汉之外的人，也会深深担忧各地的医疗系统是否脆弱。脆弱的原因在于医疗系统供给不足、投入不足。武汉是省会城市尚且如此，谈何其它三四五线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如果新基建的钱能在大疫之后，狠劲投入医疗体系，将是件因祸得福的好事。
千万不要让疫情成为刺激GDP的借口，甚至成为资本的狂欢。
正本清源
什么是医疗新基建？必须要问患者和医生。
在《我们的医疗体系该如何完善》一文中，笔者列出了医疗投入不足的惨痛事实：
全国公立医院获得的政府投入补助只有2705亿，而一个市的地铁规划就1000亿，上市公司拿的政府补贴也有1500亿。
医生待遇的提高要靠公立医院赚钱解决，医生正在流失。疫情过后，到底是有更多的人学医，还是更多的人辞职，这是个严峻而未知的问题。
医疗设备投入需要医院自行解决，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需要审批，很多医院财务困难、没钱。医保基金如履薄冰。
民众很难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供给，民营资本对公共属性的医疗投入谨慎。
大疫之后，急需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加大投入，带头投入。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这些医疗基础设施包括：
人员。支持医学院和护士学院建设，培养高素质医护人员。
医院。支持高水平医院建设，重新思考原来限制大型公立医院发展的思路是否合理。有媒体报道，多地在2003年SARS后建设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改作他用，唯有上海2004年建立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仍旧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作用。从这个角度讲，全国可能要建很多应急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设备。政府投入资金完善各级医院的医疗设备配备，包括床位和防护服、救治设备等应急物资储备。
待遇。大幅提升医疗服务价格，以完成提高医护人员待遇的“转移支付”，扭转医生不想当医生的局面。
机制。财政预算向医疗倾斜，给医保基金更有利支持，放水养鱼支持创新药物和器械研发、支持医药企业发展，而不是一味控制医疗费用。
为了完善这些方面，使用旧手段还是新手段并不重要，旧基建还是新基建也不重要。如果互联网医院有效，就用互联网医院，如果郑州1万张床位的全国最大医院扩到2万张床还能管好，就让它扩到2万张。大不了再分拆。
向病人和医生调研
当然，多年隐患，难以一日肃清。
医疗涉及的各方面利益错综复杂，公共和市场之争由来已久，医疗领域的改革和政策制定非常复杂。笔者对近年来的医疗改革的系统性、方向、力度，总体非常认可，可以看到决策层的用心和用力。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次疫情大考暴露了一些此前的医改没有足够重视解决的问题：防范医疗系统性风险，以及满足医护和患者的最本质的人性需求。
防范医疗系统性风险是比防范经济风险，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更底层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医疗系统性风险可以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和经济风险。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都在为医疗系统性风险买单。全球经济可能因此而进入衰退。
医疗系统性风险引发的损失以万亿计。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充分考虑系统性医疗风险，决定取舍，且必须有取舍。我们需要适度的医疗资源冗余，这些冗余的钱并不多，值得花。
笔者建议在制定医疗新政策和新基建之前，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向一线临床医务工作者调研，向病人调研，了解他们的最本质的人性需求。调研要充分设计、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的手段，真正听到能看到“炮火”的人的心声。
不是要排斥刺激经济，为了尽快抵消疫情给经济和民生保障带来的下行风险，刺激经济是必须的。但是不能戴着民生的帽子，去刺激所谓的老基建。我们都很清楚，老基建刺激GDP增长的红利已经越来越少，边际产出的效率越来越低，而且这种红利有多少能真正落到普通大众身上？
非常担心的是，几十万亿新基建投下去，4万亿的后遗症重来。4万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是正确的选择，后遗症却包括了饱受诟病的通货膨胀、房价上涨、鬼城、债务率上升、产能过剩，以及投资过程中的跑冒滴漏和投资之后缺乏绩效评估，等等。
也非常担心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将会扩大。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元春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基尼系数出现反弹，并未延续“十二五”期间持续回落的态势，目前基尼系数已达到世界中上水平。
事实上，近5年来，我国城镇居民中高收入群体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差距，已经有逐渐扩大之势。
股市经济学家要兼顾公共利益
对各大券商投行的经济学家，我更愿意把他们称为股市经济学家。
他们的客户主要是股市投资者（还有债市投资者），他们的KPI目标是其研究有多少被股市验证。股市经济学家可以大喊新基建，且是偷梁换柱地喊，投资者认了，股价涨了，经济学家就完成任务了。
恒大研究院的任泽平先生原来是成功的券商经济学家的代表。本人非常尊重。任先生的“5000点不是梦”确实在2015年实现了三周。我听了他的话，在3000点前进场赚了钱。
这次，虽然任泽平先生已经不在券商，但他和不少券商经济学家们已然万般看好新基建，同时明确反对4万亿。国泰君安的报告说出了实话：
不管是4万亿还是新基建，我相信在我们目前的治理水平下，会有相当多的投资，用各种名义和幌子投到了旧基建。
当初4万亿投资的所谓战略性新兴规划，哪个规划里说的不是一个新字？戴个新的帽子，什么行业都能成新基建。造纸箱的都说自己是5G行业，因为是5G专用纸箱。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开头引用的国泰君安的数据指的是已报的项目，这些项目大部分是疫情之前就上报的。疫情发生后，这些项目的需求并不会比之前扩大很多倍。比如公路铁路投资力度，是由人口特征和流动性决定的。这时，如果改计划、硬上很多基建项目，后果必然是新一轮产能过剩。而真正需要的“新基建”，却没有资源投入。
这次，我们碰到的是医疗卫生的公共问题，需要更多的公共经济学家发出声音。
现在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而非解决股市上涨的问题。需要经济刺激，但不需要打着疫情的旗帜刺激GDP。
事实上，医疗本身的投入可以拉动GDP。我国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6.6%，而美国是17.8%。中国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指数排名仅在全球第60位。真的把14亿人的医疗问题解决好了，对GDP的带动作用难以估计。
直面核心问题，可以“惊喜地”获得经济增长的善果；为了拉动GDP，浪费这次好危机，结下的会是下一次的恶果。
初心最重要。
每个人都会生病，每个人早晚会成病人，病人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