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微信号：ilie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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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爱泼斯坦，这位在监狱中自杀的性犯罪罪犯，生前曾成功地吸引了一大批有钱有势的名人。
其中包括亿万富翁（Leslie Wexner和Leon Black），政治家（Bill Clinton和Bill Richardson），诺贝尔奖获得者（Murray Gell-Mann和Frank Wilczek），甚至还有王室成员（Andrew王子）。
然而，很少有人能在声望和权力上与世界第二富豪比尔·盖茨相提并论，比尔·盖茨是一位才华横溢、极度注重隐私的杰出人物。与其他许多人不同的是，比尔·盖茨是在爱泼斯坦被判犯有性犯罪之后才与他开始这段关系的。
比尔·盖茨是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他把自己的1000多亿美元财富捐赠给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组织。对盖茨来说，他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减少自己与爱泼斯坦的联系。他上个月对《华尔街日报》说：“我和他没有任何商业关系或友谊。”
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盖茨曾多次与爱泼斯坦会面，包括至少三次造访爱泼斯坦位于曼哈顿的别墅，至少一次与在他那儿呆到深夜。上述信息来自于对十几位熟悉这段关系的人士采访以及《纽约时报》审查的文件信息。
盖茨基金会的员工也多次拜访爱泼斯坦的豪宅。爱泼斯坦还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及摩根大通就一项拟议中的数十亿美元慈善基金进行了交谈，这项安排有可能为爱泼斯坦带来巨额费用。
盖茨在2011年与爱泼斯坦第一次见面后给自己的同事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尽管对我来说行不通，但有点耐人寻味。”
盖茨的发言人布瑞吉特·阿诺德说，他“指的只是爱泼斯坦住所的独特装饰风格，以及爱泼斯坦自发地把熟人请到家里来见盖茨的习惯。”
她说：“但这绝不是要表达一种兴趣或认可。”
爱泼斯坦一次又一次地设法与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用金钱和接近其他有权势的名人或富人来吸引他们，以至于许多人都忽略了他在不当性行为上的坏名声。他吸引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吸引其他更多的人。
盖茨和其价值510亿美元的盖茨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保护年轻女孩的生命。在盖茨和爱泼斯坦初次见面时，爱泼斯坦就因未成年人卖淫而入狱，并被要求登记为性犯罪者。
阿诺德说，一位“知名人士”向盖茨先生介绍了爱泼斯坦，他们多次会面讨论慈善事业。
阿诺德说：“盖茨先生后悔自己曾与爱泼斯坦会面，并认识到这样做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盖茨先生认识到，爱泼斯坦与慈善事业有关的想法给了他一个不应得的平台，这与盖茨先生个人的价值观和基金会的价值观相抵触。
第一次会面
盖茨核心圈子的两名成员——Boris Nikolic和Melanie Walke——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有时充当两人之间的中间人。
1992年，Walker在德克萨斯大学毕业6个月后认识了爱泼斯坦。据Walker说，爱泼斯坦曾是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所有者Wexner的顾问，他告诉Walker，他可以为她安排一个模特试镜。后来她搬到纽约，住在爱泼斯坦位于曼哈顿的公寓楼里。她说，她从医学院毕业后，爱泼斯坦于1998年聘用她为科学顾问。
Walker后来会见了微软高级执行官Steven Sinofsky，后者后来出任了微软Windows部门的总裁。Walker搬到了西雅图，与他住在一起。2006年，她以高级项目官员的头衔加入了盖茨基金会。
在基金会上，Walker结识了Nikolic，并和他成为了朋友。Nikolic出生于现在的克罗地亚，曾在哈佛医学院担任该基金会的科学顾问。Nikolic和盖茨经常一起旅行和社交。
Walker一直与爱泼斯坦保持着密切联系，她把他介绍给Nikolic，然后两人就变得友好起来。
爱泼斯坦和盖茨于2011年1月31日晚在上东区爱泼斯坦的别墅首次见面。爱泼斯坦曾经约会过的前瑞典小姐Eva Andersson-Dubin博士和她15岁的女儿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Andersson-Dubin博士的丈夫、对冲基金亿万富翁Glenn Dubin是爱泼斯坦的朋友和商业伙伴，Dubin夫妇拒绝置评。）
盖茨的女发言人阿诺德说，聚会从8点开始，持续了几个小时。爱泼斯坦随后在给朋友和同事的电子邮件中吹嘘了这次会面。“比尔很棒，”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盖茨先生则称赞爱泼斯坦的魅力和智慧。第二天，他给同事发邮件说：“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瑞典女士和她的女儿顺道来访，我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
盖茨先生很快又见到了爱泼斯坦。在加州长滩举行的一次TED会议上，与会者发现两人正在私下交谈。
据有关会议的电子邮件和《泰晤士报》刊登的一张照片显示，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大约是2011年5月3日，盖茨再次造访爱泼斯坦位于纽约的豪宅。
这张照片是在爱泼斯坦大理石装饰的门厅里拍摄的，照片中，爱泼斯坦穿着一双蓝金色的拖鞋，穿着一件印有美国国旗的羊毛衫，身旁簇拥着一群名人。站在他右边的是时任摩根大通高管的James E. Staley和前财政部长Lawrence Summers。站在他左边的是Nikolic和盖茨，他们面带微笑，穿着灰色的休闲裤和海军蓝的毛衣。
巨额慈善基金
当时，盖茨基金会和摩根大通正联手创建全球健康投资基金。其目标是“为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机会，为有可能拯救低收入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后期全球卫生技术提供资金”。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随着该基金的细节被敲定，Staley告诉他摩根大通的同事，爱泼斯坦希望加入讨论。爱泼斯坦是摩根大通的一位重要客户，他在摩根大通拥有数百万美元的账户，并推荐了一批富有的人成为该公司的客户。
爱泼斯坦向摩根大通官员，包括Staley和盖茨的顾问Nikolic提出了设立单独慈善基金的想法。据五名参与谈判或听取了会谈情况介绍的人士透露，他设想成立一个庞大的基金，由盖茨基金会的资金作为种子，专注于世界各地的医疗项目。除了盖茨的钱，爱泼斯坦还计划从他的那些有钱朋友那里募集捐款，此外还包括一些摩根大通最富有的客户。
爱泼斯坦认为他个人可以从中受益。据一位看到这项提议的人说，他传阅了一份长达四页的提案，其中包括一项提议，即无论他筹集到多少资金，都要给他支付0.3%的报酬。例如，如果爱泼斯坦筹集了100亿美元，那么这笔佣金费用将达到3000万美元。
阿诺德说，盖茨先生和慈善基金会不知道爱泼斯坦一直在寻求佣金报酬。她说，爱泼斯坦“确实向比尔·盖茨先生和后来的基金会官员提出了一些想法，他承诺将拿出数千亿美元用于全球与卫生相关的工作。”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2011年底，在盖茨的指示下，基金会派了一个团队前往爱泼斯坦的别墅，就慈善筹款进行了初步讨论。其中两人说，爱泼斯坦告诉他的客人，如果他们在网上搜索他的名字，他们可能会断定他是个坏人，但他所做的事比不上“偷面包圈”。
一些盖茨慈善基金会的员工说，他们不知道爱泼斯坦的犯罪记录，得知基金会与一名性犯罪者合作，他们感到震惊。他们担心这会严重损害基金会的声誉。
2012年初，盖茨慈善基金会的另一个团队在爱泼斯坦的官邸会见了他。他声称，他可以动用客户的数万亿美元资金，把这些钱投入拟议中的慈善基金——这个数字太荒谬了，以至于他的来访者对爱泼斯坦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飞往佛罗里达
盖茨和爱泼斯坦一直在见面，阿诺德不愿透露两人见过多少次面。
2013年3月，根据一份飞行清单，盖茨乘坐爱泼斯坦的湾流飞机从新泽西州的泰特伯罗机场飞往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阿诺德说，盖茨自己拥有一台价值4000万美元的喷气式飞机，因此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爱泼斯坦的飞机。
六个月后，Nikolic和盖茨在纽约参加了一个与Schrödinger有关的会议，Schrödinger是一家制药软件公司，盖茨在这家公司有大笔投资。阿诺德说，在那次访问中，爱泼斯坦和盖茨共进晚餐，讨论了盖茨基金会和慈善事业。
2014年10月，盖茨向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捐赠了200万美元。大学官员在内部电子邮件中称，这项礼物是由爱泼斯坦“指使”的。阿诺德说：“我们无意，也没有明确的要求，让爱泼斯坦以任何方式控制资金。”
不久之后，爱泼斯坦和盖茨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冷却，与盖茨基金会讨论过的慈善基金也从未实现。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爱泼斯坦在2014年底向一位熟人抱怨，盖茨已停止与他交流。
然而，这段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据前基金会员工透露，至少有两名盖茨慈善基金会高级官员与爱泼斯坦保持联系，直到2017年底。
阿诺德说，盖茨慈善基金会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接触。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盖茨先生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爱泼斯坦的能力和想法是不合法的，因此所有与爱泼斯坦的联系都被中断了。”
在爱泼斯坦于8月10日在曼哈顿监狱牢房自缢身亡的前几天，他修改了遗嘱，并任命Nikolic为后备执行人，以防两名主要执行人中的一人无法执行遗嘱。（Nikolic在法庭诉讼中拒绝担任遗嘱执行人。）
Nikolic目前正在经营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盖茨是他的投资者之一。他说，爱泼斯坦遗嘱中的名字让他感到“震惊”。他在对《泰晤士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非常后悔曾经见到爱泼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