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注：阿里最新的愿景，一是：我们不追求大，不追求强，我们追求成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务20亿消费者，创造1亿就业机会，帮助1000万家中小企业盈利。从创业第一天就有如此气吞山河、泽被天下之愿景，且从未动摇，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可能仅此一家。阿里和马云是被报道最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阿里的传奇和马云的金句，不胜枚举，无需赘述。本文是从过去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义。文章来源：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作者：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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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将在2019年9月10日教师节，也是他55岁生日这天晚上，在阿里巴巴创立20周年晚会上，离任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交棒给比他小7岁的张勇。马云将继续担任阿里巴巴董事，直到2020年度股东大会后卸任。
但这并不等于马云从阿里巴巴退休了。
原因是，阿里有一套独特的合伙人机制。合伙人拥有上市公司董事的提名权，可以通过对董事人选的掌握，把控公司方向。这一制度写入了阿里《公司章程》，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在30多位合伙人中，只有马云和蔡崇信为永久合伙人。马云曾在2013年教师节致信全体员工，表示合伙人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公司运营实现使命传承，带领阿里的人必须是坚守和传承阿里使命文化的合伙人。
因此，对阿里来说，马云只是“职退”而未休，其使命和任务不会消失，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推动阿里发展。过去几年，马云每年要飞800多个小时，平均每天飞两个多小时，尽管如此忙碌，他还在阿里开办了“风清扬班”，培养高管人才，两年至少15次课程，每次一到两个整天，他自己设计课程且全程参与。他说，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如马云所说，未来他会把更多精力用于社会和公益。事实上，马云创立的湖畔大学、罗汉堂、马云基金会，分别专注于企业家精神、科技与社会关系、创新公益，其内涵已经超越了一家商业公司的范畴。马云希望这些组织活的比阿里巴巴长。
从销售额和利润看，阿里都不是中国最大的公司，但阿里是中国市值最高的公司。换言之，从资本市场角度看，阿里是目前中国最有价值的公司。
从1999年包括马云在内的18个人创立阿里，这家公司的使命就没有变过，即“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它的愿景也基本没变过，只是随时间推移略有微调。
1999年杭州湖畔花园的创业日
阿里最新的愿景，一是：我们不追求大，不追求强，我们追求成为一家活102年的好公司；二是：到2036年，服务20亿消费者，创造1亿就业机会，帮助1000万家中小企业盈利。
从创业第一天就有如此气吞山河、泽被天下之愿景，且从未动摇，这样的企业，在中国可能仅此一家。
阿里和马云是被报道最多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阿里的传奇和马云的金句，不胜枚举，无需赘述。本文是从过去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阿里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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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1年，中国谱写了人类历史上壮丽的经济篇章。“事非经过不知难”，改革开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经济在某些时候蕴含着重大隐患，也孕育着重大危机，只是后来都迈过去了。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究竟是如何迈过去的，往往未被深究。
回顾过往，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就曾遭遇过一个危险时刻。当时的头等问题是失业。经济学家钟朋荣写了一本书《跨世纪难题：谁为中国人造饭碗》，1998年出版，很畅销，多次再版，反映了当时人们深深的忧虑。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失业有过两次高峰，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失业主体是上山下乡青年。第二次就是90年代下半期。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估算，1997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1050-13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到7%（官方数据为3.1%）。所谓“真实”，即在城镇登记失业基础上，将未登记失业因素也考虑进去。
而如果再加上农村失业、在岗失业，当时在中科院做国情研究的胡鞍钢的数据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7.7亿，就业人口6.15亿。由此可算出失业人口1.55亿，失业率为20.1%；国家计委社会发展所杨宜勇计算，失业人口1.8-2.6亿，失业率为23.3%-33.7%；劳动问题专家冯兰瑞计算，失业人口1.83亿，失业率为27.78%。
这些统计都将农村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也作为失业人口，和官方统计口径不同，只能作为参考。但就算农村待转移劳动力不统计为失业，他们在农村没事做，一定会往城镇去，这种就业压力又是非常真实的。
怎么解决如此严重的问题呢？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少办法，如：让闲置劳力去创造明天，鼓励人们为自己造饭碗，鼓励有产者为有劳者送饭碗，扩大出口、增加就业，到国外打工，请“老外”也来造饭碗，男人留岗、女人回家，等等。
在那个阶段，失业仿佛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魔咒。国企越来越不景气，难以担起解决就业的重任；“入世”带来了“与狼共舞”的惶恐感；高校毕业生，2000年为107万人，但预计每年都将快速增加（2009年突破600万）。饭碗在哪里？
最近这些年中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300多万个，而1996、1997年时为700万左右。这20多年，在国有企业提供的饭碗逐步减少的情况下，就业这个天大的问题是怎么“无痛解决”的？
三个主要的通路是：为世界生产，中国制造，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进程加速，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成为就业蓄水池；互联网特别是电子商务和物流快递等，创造了大量新型就业机会。
据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就业人员共计4250万人，其中阿里生态创造了3681万个就业岗位，占比接近87%；
据三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参与的《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从2009年到2019年，从3个淘宝村起步，目前已发展出4310个淘宝村和1118个淘宝镇。这些村镇网店的年销售额超过7000亿元，带动683多万个就业机会。
根据阿里官微，2018年阿里零售生态创造就业总量达4082万个，其中包括1558万个交易型就业机会和2524万个带动型就业机会。
谁为中国人造饭碗？这一跨世纪难题在新世纪的悄然解决，以阿里为代表的新经济功不可没。没有上山下乡，而是上网下海，自谋生路，不麻烦政府，不给社会添堵，自己给自己造饭碗。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无数处在社会边边角角的草根者，像蚂蚁一样辛勤劳作，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参与到产供销运等各种环节中，出工出力，自食其力。
在互联网经济中，阿里堪称支撑中国新型就业的第一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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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90年代中后期。既然就业压力如此之大，为什么国企不能多出出力呢？
其实国企已经尽力了。据1996年度劳动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6年全国城镇新安置就业人员705万人，其中到国有经济单位的有243万人，到城镇集体经济单位155万人，到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167万人，从事个体劳动的140万人。国有经济单位解决的新增就业岗位最多。
但国企也只有这点力了。1997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710万人，其中到国有经济单位的有226万人，到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有128万人，到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的有192万人，从事个体劳动的有164万人。和上年比，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解决的就业在下降，而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和从事个体劳动解决的就业在上升。
趋势一经成立，便再无可逆。到今天，中国每年新增就业的90%以上都由民企提供。
这里我们就要谈到，当时除了失业压力外，中国经济还有一个重大挑战，就是银行的坏账。由于国企体制机制不灵活，乱投资，冗员多，效益差，给银行造成重大风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防范金融风险，要倒逼国企改革，“抓大放小”，退出很多竞争性领域。这决定了国企不可能再吸纳更多就业。
当时银行业的挑战，严峻到什么地步？
据统计，到1996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0.4%，五年间不良贷款增加了近4倍。如采用严格标准的国际会计准则，实际不良贷款会更多。1997年底中央召开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随后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种国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999年和2000年剥离国有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要知道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才1.14万亿元，可见不良之巨！
1.4万亿元不良资产剥离之后，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存量仍然居高不下，到2002年底，按照“一逾两呆”分类（逾期、呆滞、呆账）为1.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1.4%；按照五级分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为2.0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6.12%。于是，2002年召开了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心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前，彻底解决国有银行问题。此后采取了很多措施，如成立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动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银行向财政部出售损失类资产，等等，拉开了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的帷幕。
但从根本上说，如果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是不能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缺乏自生能力的，那么包袱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将由银行承担，也就是全体储户承担。这将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幸好，过去20多年我们看到了另外的图景：自主负责的经济成分更多地代替了不能自主负责的经济成分，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活力由此增加，效率大大提升，在全球的竞争力也上去了。
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即“四自”程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提高了。为什么能提高？从经济学角度看，一是“把激励做对了”，这是机制变革的作用；二是供需之间的信息对称性提高了，生产更有效，更有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这是市场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是电子商务这一新型市场的作用。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新经济，使得生产商、品牌商、消费者、相关服务者之间，更快、更有效地连接起来。用信息和数据连接起来。由此真正减少了生产的盲目性。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互相加强的正循环中，消费者也实现了空前的便利，提高了福祉。
这是中国经济过去20年更为深刻的变革：不是简单地把饭碗问题交给个人和民企去解决，而是把“为市场生产”、“为消费者生产”、“有效生产”的意识和做法普及化了。民企如此，国企如此，外企如此。
就此而言，中国经济的转型和供给侧改革，其实一直在行进之中。而以阿里为代表的新经济力量则是转型和改革的重要帮手。电子商务（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发展，使中国经济对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增加了，资源浪费和配置扭曲减少了，质量提升了。这使中国经济在21世纪前20年的发展，比20世纪后20年的发展，有了明显的进步与升华。这是互联网带给中国产业的效率红利。
虽然在互联网冲击下，也有死伤累累的出局者，但整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微观主体在不知不觉中跃升和重生了，产品与服务水平也建设性地进步了。互联网经济驱动了中国经济创新。中国消费者享受着世界上最方便的移动支付和在线服务，在网上活出了真正的尊严、自主和快乐。谁对我们不好，我们可以立即迁移。这种自由的体验和空气一样自然，已经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失去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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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变革不仅深刻影响就业，也深刻影响和塑造经济、社会与人。
阿里巴巴将自己20年积累沉淀的商业能力和方法称为“商业操作系统”，它关乎速度、增长、响应、对称、灵活、有效、分工与合作等商业元素。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社会操作系统，关乎对人的尊重和满足，关乎信任、利他、信用、对善恶的奖惩、利益相关者的共生共赢等社会因素。
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使用过阿里的产品，并透过这些产品与整个商业世界和社会服务发生关系。阿里并不生产一件具体的商品，但阿里有一件最强大也最友好的产品，就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助力商业“让生活更美好”。
比如，对一个星巴克消费者来说，过去他和星巴克的关系远远做不到随心所欲，他在西湖泛舟时想喝杯咖啡就没有办法。现在阿里可以帮他在手机上下单，船到岸时，饿了么小哥已经送到。看起来很简单，背后却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星巴克所有门店要数字化，饿了么全城的小哥要数字化，然后通过人工智能选出最近的履约门店和某个小哥的最佳行进线路，匹配起来。未来也许有一天，你下单后不久，无人机会把星巴克送到你手里，无论你在湖中还是在山上。
消费的可能性如同一座“冰山”。如果技术让一切更加便利和无缝连接，消费的“冰山”会更多地浮出。这是经济增长的可靠动力。再以星巴克为例，通过整合高德和斑马的力量，一个正在开车的消费者只需在车里喊一声，订单就生成了，到达目的地时星巴克已经送到。
当消费因为可以随心所欲而被更充分地激发，天下的生意必将更大。
这就是“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的作用，它不仅是能力体系，也是资源体系，是数字化的新型基础设施。
因为有阿里这样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存在，在中国，数据驱动的新商业、新零售、新金融、新制造等等，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其年报中披露，中国在线市场的销售是增长的重要动力。
从最初缴纳水电煤气，到现在的数字政务，医保社保，阿里巴巴越来越体现出“社会操作系统”、“生活服务系统”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服务基于移动互联网，八亿十亿的网民人人平等。这个互联网上的中国，已经构建了有保证的信任。有信任，交易成本终会趋向于零。
马云经常说他不懂技术，但他了解人，了解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点点滴滴的不便、困难和辛苦。他也相信人，所以最初淘宝卖家和买家希望直接沟通时，阿里开发了“旺旺”，而不是自己要作为中介横插一道，收一道钱；支付宝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一笔一笔十几块钱、几十块钱的小单子，对不过来，只好找银行，一个个银行接入快捷支付。都是最苦最累、别人不愿接（如银联）的活，但因为对客户有益，阿里也就在所不辞；一开始，用户放在支付宝里的钱是没有利息的，因为自己不是银行，但马云和彭蕾2008年就想着能不能想办法给用户一些回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13年就有了余额宝。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对这一用户导向的初心的坚持，积累了20年，形成了阿里今天的能力。在阿里筚路蓝缕探索的基础上，后来者也可以更快地起步，和阿里一起共同提升中国数字商业的水平。线上线下，全域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这是未来中国商业发展至为宝贵的一种基础能力。
因为以阿里为代表的数字商业力量的崛起，也抬高了整个中国商业的竞争能力，即更充分地认知消费者、与消费者互动、让消费者满意和长久存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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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重构和中国商业演进，以及微观主体的能力进化，阿里和马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什么是马云？
应该和他的经历相关。马云是老师出身，少年时爱读金庸，有武侠的济世情怀，所以他的花名也用了“风清扬”。他很早就在西湖边组织英语角，和老外交流，有的成了他一生的朋友。在这些过程中，他更多地相信，世界是善的。作为老师，他经常说，老师的特点是要发现学生的优点，鼓励他比你做得更好。
从本质上相信世界是善的，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价值在于帮助世界向善。这构成了马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核心，也构成了阿里的特质。如马云所言，阿里巴巴历史上的所有重大决定背后的核心思考，都不是这个业务能不能赚钱，而是能不能符合价值取向。赚钱的机会太多，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才是本念。
在2009年教师节，阿里巴巴10周年庆典晚会上，马云说：
“未来十年我们永远是家理想主义公司，当然一定会脚踏实地，如果不充满现实主义地去做任何点点滴滴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也不会活到现在。但我们永远会坚持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我们用自己的行为保证，一定会给股东以丰厚的回报，但是我们的回报不仅仅是金钱，我们希望阿里巴巴所有的股东，最后感到骄傲的是，你们投资了一家对社会有巨大促进作用，对社会承担巨大的责任，帮助就业，成就梦想的公司。只有这样的公司，你投资才会觉得有成就感。”
在明天，2019年的教师节，马云又会说些什么？
如同他过去20年不间断地强调的，我相信还是使命、愿景、价值观。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做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是这样的“文化操作系统”。
所以，这不是一次权力交接和改朝换代，而是在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新时代，对阿里文化和领导力的一次升级。其目标是为下一个20年奠定文化、组织和人的基础。
到2035年，中国的国家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阿里的愿景是到2036年服务20亿消费者，创造1亿就业机会，帮助1000万家中小企业盈利。让我们一起见证未来。
段子说：打败百货公司的不是另一家更好的百货公司，而是电商；打败诺基亚的不是另一家功能手机，而是苹果；消灭扒手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动支付。
我看到和想到的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没有倒在失业和银行坏账这两大挑战中，也没有落入“失落二十年”的陷阱，依然保持了有活力、可持续的势头。这并不是靠某种已知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靠一种新生的、新兴的、新型的力量完成的。它由小到大，消化了沉浮者，托举了创业者，支撑了变革者，绽放了创新者，形成了社会化分工协作的自生长商业生态。中国的大国优势和人口红利，也在这一生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经济的重构中，阿里巴巴走过了20年，贡献了20年。
谢谢马云，谢谢你对社会的善念、付出与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