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微信号：ilieyun
）】8月28日报道（编译：Kim）
编者注：本文原作者Barry Morris是Undo的首席执行官。他在2008年创立了NuoDB，最近担任其执行主席。他在企业软件和数据库系统方面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是一家巨型公司建设者，并助力建设相似的创企和上市公司。
几十年来，在硅谷，大多数领导模式都是由年轻创始人工程师直接担任首席执行官，他们往往都才华横溢，创造出了能引起广大共鸣的东西，并在后期发展壮大，然后自己担任首席执行官，他们领导的团队规模比一开始想象的都要大很多。
现在，时代快速发展，很多东西快速变革。这一代作为开发者的首席执行官们在公司管理上都面临着“退位让贤”的危机。这种要求可能来自于希望修复当前混乱社会秩序的政策制定者，也可能来自于面对技术萧条损失而感到不满的股东们，他们有的人认为一家技术公司并不需要技术专家型的领导者，而是需要可以管理全球化公司的领导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根据一项调查，这些技术型的首席执行官中有三分之二拥有的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类学位。想要成功地扩大公司规模，对首席执行官的能力要求远远超过这些技能。曾经，开发出产品是唯一需要关心的事情，但公司一旦扩大后，信托义务、政策规划、用户存留都成为新的需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仅凭这样就认为那些由技术工程师转变成的首席执行官不合格，我认为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偏见。反而，我认为他们是非常具有潜力的首席执行官候选人。
1.技术转型需要技术
是的，2019年技术平台的关键问题是技术转型。但是，当你去看每一个现实的案例时，你会发现实现这种转变的最好机会往往就是通过技术本身。无论是有害信息还是超额个人数据的收集，所有大规模解决方案都是需要重新进行产品创新的，比如AI自动检测、增强控制机制等方面。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意识到，如果没有可以进行技术方向调整的领导者，一切都难以成功转型。
2.销售领导者的领导力或许被高估了
现在，大家往往认为销售型或有商务能力的人是成为代替技术型CEO的最佳候选人。但是当史蒂夫·鲍尔默取代了比尔·盖茨成为CEO后，微软却进入了低潮期，当初从商学院辍学的鲍尔默试图纯粹用他的销售能力扭转局面，但效果并不好。雅虎也是，当它需要产品更新时，雅虎的董事会却任命了一位通用业务的负责人来负责，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曾经强大的集团破产了。我们还是别自欺欺人的好，开发创造产品的人通常都才是最了解它的。
3.变革者需要一个名义上的领导者
任何想要改变技术平台结构的CEO都需要他们的开发人员执行。但是，当一家科技公司的领导者偏离最初的产品血统时，其团队往往都会焦躁不安。像皮查伊的谷歌或纳德拉的微软，那些以产品为主导的领导者能激励他们的团队去开拓和创新。当史蒂夫·乔布斯离开苹果，当被惠普收购的PC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离开他们的公司时，这两个公司都找不到它们的重心了，因为领导人的变化限制了这些公司想要实现变革所需的能力。要改造一家科技公司，需要这个公司的核心工程师可以看到自己的领导力。
4.大规模的解决方案需要系统思考
现在，许多技术供应商已经达到足够的规模，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实施接下来的转变，落到实处。具有工程背景的首席执行官能将业务视为另一个系统，该解决方案必须是可重复的，可扩展的，而不仅仅是临时的修补和干预。这可能不会立即解决问题，例如对抗一些反面言论，但它确确实实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5.开发人员拥有更好的道德准则
任何了解开发者文化的人都知道，他们崇尚公平、精英管理制度和对社会变革的渴望的坚定意识。在我所经营的每个组织中，销售主管首先关心的都是金钱，通常是那些最具有社会意识的工程师会问：“我们真的应该这样做吗？”在2019年，公司的良知问题也不断涌现，它们也主导了科技的社会责任方向，这是优秀顶尖人才所需要的品质。
这并不是说工程师对道德败坏就是完全免疫的，特别是在Uber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卡拉尼克的丑闻发生后，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它的CEO。
但卡兰尼克的行为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并不普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初创公司能悄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当然，明智领导的荣誉并不总是属于CEO个人的。依靠合作伙伴，比如首席运营官，能够通过不同的视角看世界，并保持平衡。
6.伙伴合作模式是有效的
一个好的执行领导团队应结合各种专业。包括面向外部或以产品驱动为主的首席执行官，默默无闻向内管理事务的首席运营官。例如，比尔·盖茨与他的首席运营官Jon Shirley（1983-1990）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Jon Shirley在微软的金融基础设施构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通常，这种“以产品为导向”的CEO+业务驱动的COO合作模型，能产生一种由工程师主导的平等主义文化，让整个公司运转起来。这种层次结构使公司的前进方向能始终保持在正确的道路上。
就像很少有人会质疑谷歌的模式，埃里克·施密特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提供的“成人监督”，让谷歌既是一家科技公司，又是一家广告公司，这就是伙伴合作模式起了作用。
也就是说，首席运营官确实没有单一的模式。公司首席运营官可以来自不同背景，并根据业务承担不同的职责。
距我从牛津大学获得工程学位，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每天我都很重视它如何增强了我作为多家科技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能力。创业板要注意不要简单地接受外部不断加强的所谓教条规律，简单地认为是时候该更换科技公司的领导者了。相反，应该质疑这样的领导者是否适合自己的公司。当压力增加时，董事会成员往往倾向于保守主义。但保守主义与技术企业会带来的创造性颠覆其实是相冲突的。
在技术行业，我经常看到以下三类面临CEO问题的公司：
曾经辉煌一时的技术公司处于领导危机之中，由于失去了创造力中心，失去了它们的产品实力，收益不佳。
成功的技术公司，正在与社会责任和正义斗争。
正盛的新创企正准备颠覆过去的行业，但对社会的道德准则提出了挑战。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我都想为其挑选一位技术专家型的首席执行官。
随着科技正在进入一个充满责任和挑战的新时代，它确实需要成年人来作为领导者。但是，技术工程师型的领导者能带来的创新思维，确实能够带领科技公司应对当前社会需求进行成功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