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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生长的健康应用

2019-06-21
课堂-----
至于由FDA来监控行为改变应用是否有实际的意义,我们还需等待观察。

【猎云网(微信号:ilieyun)】6月21日报道(编译:圈圈)

随着健康应用的发展,你的智能手机有朝一日会对管理你的肺部、大脑或者是腰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在的科学技术尚未发展到这一步。

通常来说,医生在向病人推荐保健治疗方案之前都会对其进行严格的测试。那些听从医生的建议去戒烟或是减肥的人,医生会依靠已经被证实的科学研究结果来为他们选择最合适的方案。而药物公司则必须确保药物的安全性,才能获得FDA的允许,将药物推向市场出售。

最近,正在人们寻求帮助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时,健康应用的开发者们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健康应用的问世不必像药物进入市场、医生和其他专家提供治疗方案那样,需通过层层关卡,才能投入使用;它们和其他普通应用一样,将“患者”视为“用户”。

专家已经发现很少有研究涉及建立和评估那些旨在帮助治疗严重疾病的应用。但这并不是造成恐慌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目前用于评估药物或行为改变治疗效果的科学研究方法不一定是评估健康应用的黄金标准。

但是,一些专家却认为开发人员需要将科学研究标准(使用经过测试的方法来衡量治疗的有效性)和用户交互开发的最佳实践(让用户参与开发和测试的最早阶段)相结合。这种结合可以让开发人员创造出科学健全且实际有效的,有可能真正帮助到人们的健康应用。

杜克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教授Roger Vilardaga说:“进行更细微,更定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你才是真正地在与自己的用户互动,并尝试去理解他们。”

Vilardaga和他的同事最近发布了针对“戒烟应用”的检查报告,这些应用通过检查和记录抽烟情况并将他们与社区支持联系起来,帮助人们戒烟。

这类研究是为了调查在实际进行数字治疗之前,到底有多少健康应用对自己的目标群众进行了深入访谈。此外,它还对此类研究给应用的运行情况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在被调查的30个应用中,只有4个应用在推出产品前做了疗效研究和用户访谈。

此调查是为了量化和评估健康应用应采取的特定研究。但是,为什么只对这么少的应用进行调查呢?因为在700多个应用中,只有30个能够提供公开可用的研究数据。其他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健康应用提倡的行为改变方法或疗效方案缺乏科学依据。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66%的戒烟应用程序中,低于10%的应用在行为改变方面缺乏科学理论依据,其中不乏烟草公司自己推出的应用。

“公众需要提高对戒烟应用的警惕心,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推出一款应用,”Vilardaga说。

不只是戒烟应用出现了问题。一些减肥、运动、冥想和心理健康应用也缺乏医学证据来支撑他们的说法。这是因为FDA采取的立场是,在医疗保健应用向公众发布之前,FDA不需对其应用或是声明进行评价。

研究心理健康和行为改变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心理科学教授Stephen Schueller说:“这类产品与消费者见面的方式与其他非技术消费品大不相同。”

许多心理健康应用会做一些类似于给消费者发送激励信息的事情,提示用户分享自己的感受或者提醒用户该放松自己了。Schueller表示,在大约2万个像这样的心理健康应用中,研究表明只有3%或4%的应用所提供的治疗方案有科学证据作支撑。

健康和饮食应用也是如此。2015年对减肥应用的调查研究发现,它们自己在深访目标客户时,仅有两项调查项目与疗效相关。一些热门应用所提供的减肥方法也无科学依据。

“如果应用不是基于那些已被证明有效的指导方针或干预措施,给用户提供治疗方案,那我们就会怀疑其存在问题,”Vilardaga说。“这就好比医生给患者推荐一种压根儿没经过测试的药物。”

尽管如此,像Schueller和Vilardaga这样的行为改变专家并没有否认健康应用的发展潜力。两人都表示,患者在负担过重的医疗系统中需要定期医疗保健,而健康应用就有可能填补这一空白。此外,应用的下载次数也表明患者需要这些应用。

“医疗保健组织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Vilardaga说。“人们需要帮助和需要指导,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是,Schueller和Vilardaga都同意的一件事情是,健康专家、用户和患者都需要参与这类应用的创建过程。

这意味着,在早期开发和测试阶段,需要和目标用户进行交流,以及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获得更多定性反馈以及有效数据。有了反馈,就可以根据实际用户的需求,实时改进产品。

一些公司正在学习如何简化应用中的交互,因为繁琐的程序会导致用户流失,加大自我改进的难度。他们还看到了使用“混合”模式将用户与真人联系起来的重要性,进一步确保信息记录的真实性。

此外,许多应用开发人员都会咨询该领域的专家。Schueller说,如果用户在咨询的过程中,提出了需要专业人士才能解答的问题,他们就能根据对方所给的回答,来判断这款应用是否可以真正帮助他们。根据Schueller的说法,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应用更新的频率:应用更新的速度越快,更新的内容越多,就越能说明它在根据用户的反馈进行改进,努力证明自己的产品可行。

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和其他医学治疗方案相比,医生和监管机构应该如何对待这类行为改变应用呢?

虽然到目前为止FDA采取了不干预的方法,但这应该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方法。

比较强硬的方法是要求应用在发布之前,要通过FDA严格的测试。这将确保他们提倡的行为改变方法有科学依据作为支撑,但对于开发人员来说过程有点复杂,而且此举也将无形地限制应用开发的权限,即只有那些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研究的大公司才能经受住FDA的严格考验。

另一方面,我们目前的测试和监管都不严格。开发人员和健康专家能够轻松地联系到试验人员并完成实验,而不严谨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确保他们的应用能帮助他人。

专家们仍在争论是否应将健康应用视为一项技术或一种医疗手段。

“在我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我对临床试验有过相互矛盾的看法;但现在我坚信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测试,我们应该对公众负责,”Vilardaga说。

行为改变应用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基于证据改变的标准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除了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黄金标准,其他测试方法和研究结果也允许人们能够灵活地进行创新并实时测试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由于技术的缘故,我们很可能没有察觉到一些新型行为改变模式和策略,”Schueller说。

至于由FDA来监控行为改变应用是否有实际的意义,我们还需等待观察。但很明显,应用开发人员以及科学家们还需相互学习有关证据和用户测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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