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注：通信技术基本保持着十年一代，但每一代都有新面孔出现，也有老面孔消失。1G有摩托罗拉，2G有诺基亚、爱立信和西门子，3G有高通、苹果，而4G和5G则出现了华为。所幸在一轮一轮的洗牌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战场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创新的身影。文章来源：AI财经社（ID：aicjnews），作者：芙蓉王。
北京人能在正规渠道买iPhone已经是2009年底的事情。联通在世贸天阶搞了一场iPhone3GS的入华仪式，现场请来了苹果的领导和微博女王姚晨，限量999台，排号购买，一位姓智的小伙子买走了第一部iPhone，他已经在北京秋凉的夜里等待了9个小时。
这一幕原本属于中国移动。移动是最早跑去和苹果谈判的中国运营商，希望把iPhone引入中国，为即将开启的3G时代提供优秀的终端产品。
这是强者之间的联姻，本以为能成一段佳话，但因为分成比例和3G网络制式问题没有达成一致，傲慢霸道的苹果最终被联通抢走了，让联通打了个翻身仗。中国移动那几年非常被动，3G成了移动和联通，甚至是中国和世界移动通信事业的分水岭。
01
2004年12月9日，大唐电信董事长周寰站在屏幕前，忐忑不安。几秒钟后，电话接通了，在工作人员的小声提醒下，周寰终于朝着大屏幕喊了一句默念已久的话：总理好。屏幕另一侧出现了远在欧洲访问的时任国家领导人。
这是大唐电信牵头的3G标准TD-SCDMA打通的首个视频电话。从无到有，这一天的到来非常不易。两年前大唐移动成立，全力推动TD-SCDMA的发展。
大唐移动在成立前和德国西门子对这个技术联合进行过现场演示。但演示当天状况频出。测试车刚开出二环内的大唐集团，现场接收到的声音就变得很小，断断续续，画面时不时出现马赛克。当车速达到70迈时，整个屏幕就布满了马赛克，然后是长时间静止不动。
大唐的解释是，太阳反光再加上现场干扰比较大，属于特殊情况。现场专家也说得很委婉：不太成功，但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离产业化还有距离。
这样的测试结果打击了外界对TD-SCDMA的信心。国内一些人一直不太看好发展自己的通信标准。当时要人没人，要技术没技术，而欧美主导的通信标准已经非常成熟。
这事还得回溯到1997年，国际电信联盟开始征集3G技术标准。当时的信产部在北京西北角的香山举行一次专家研讨会，内部讨论决定要不要向国际电联提交中国的技术方案，毕竟1G和2G都是别人的。
大部分人都反对，认为这是西方人玩得把戏，而且国内没有半点技术积累，别说要成为全球标准，就是单那几百页的英文文本，连开头都不知道怎么写。
但从长远来看，增加话语权确实应该做，否则未来局面会变得非常被动。最后，信产部领导一锤定音：总有第一次，总得试一试。信产部认为能搞出来最好，搞不出来至少也积累了一些与国际对手打交道的经验，甚至还能让国外降低点专利费。
这个事得到了周寰和李世鹤大力支持。周寰当时的身份是邮电部科技司司长，他找到当时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李世鹤，让后者在3个月时间内主持标准的开发工作，拿出一个基于SCDMA的技术框架。李世鹤曾在美国读博士，回国后曾在邮电部的研究所，还专门引进了两位智能天线的华人科学家。
牵头的企业最后落到了邮电部旗下的大唐电信头上。光靠大唐电信凭空造一个技术标准出来并不现实，大唐电信选择了与欧洲的西门子合作，甚至还专门用自己研发的智能天线技术解决了很多西门子无法解决的问题。
1998年6月，终于在日期截止前，大唐电信向电信联盟提交了TD-SCDMA通信标准，李世鹤开始了一场充满艰辛的征途。中国一直希望发展自己的电信标准，一来电信事关国家信息安全，二来是利益考量，国外主导了标准制定，也几乎垄断了专利，国内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老一辈电信人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开始了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中。
当时在3G标准上，欧美势均力敌，互不相让，谁也不服谁。这里不仅关乎欧罗巴和美利坚的面子，背后是诸多利益的纷争。但美欧包括日韩在内的若干方案遭淘汰，年轻的TD-SCDMA也遭排斥。
周寰求助信产部给各外企驻中国机构发函。终于，在2000年5月，国际电联投票，大唐电信提出的TD-SCDMA正式被采纳为国际3Ｇ标准，和欧洲提出的WCDMA、美国提出的CDMA2000标准共同列为3G的三大标准。
被纳入国际标准，只不过是拿到了一张“准生证”，而更长更难的路是让这个技术在现实中得到广泛应用。关于谁来使用的问题也是争执不下，让外国人用还不现实，国内就三大运营商，到底是大家一起用还是单独给某家运营商使用？如果每家运营商都有两种方案，脚踏两只船的后果肯定是刚出生的TD被冷落，最终工信部直接把TD给了实力最雄厚的一家。
历史选中了中国移动，尽管移动心里是十万只羊驼飞驰而过。因为TD技术不成熟，产业链更不完善，算不上主流，时任移动董事长王晓初曾三番两次对外表态，希望采用WCDMA，TD作为补充。
当时北京即将办奥运，但北京的3G网络测试却非常缓慢。李世鹤发现，在上海时3G信号都很好，一到北京却差得要命。
李世鹤很不爽，“在有成功可能性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对自己的技术有一些感情吗？”他是个性格直爽的人，敢怒敢言，经常跑到领导办公室拍桌子。
但每一个伟大的开始都是举步维艰，血泪铺路，TD标准也一度面临流产的尴尬境地。甚至在3G牌照发放前夜，生产TD芯片的合资公司凯明宣布倒闭。这是一家由17家中外著名公司合资的企业，6年时间投资了两个亿，但TD产业发展缓慢，投资迟迟不见回报，17个股东意见不一，最终在纷争中落幕。
政府是从国家利益和自主创新的角度去考量。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中国移动就这样成了全宇宙运营TD网络的运营商，扛起自主创新产业化的大旗。
而那一头联通很早就定下来要采用欧洲WCDMA，也如愿拿到了这个标准的牌照。iPhone进入国内的第一部合约机也是和联通合作，在iPhone被奉为神话的年代，这个合作给联通带来了大量优质用户。
然而3G时代在我国的时间很短，2009年发3G牌照，2014年就发了4G牌照，满打满算也不过5年时间。中国移动在3G上的投入也没来得及收回。整个通信界对TD的历史评价分歧很大。
《财新周刊》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TD式创新，称仓促上马的TD-SCDMA 被认为是源自西门子的技术，大唐电信的贡献非常有限。当年欧洲在选择3G标准时，选择了爱立信和诺基亚支持的WCDMA，而西门子支持的TD-SCDMA被放弃。西门子为了不让自己苦心经营的TD技术付诸东流，才把全套技术免费授权给了大唐电信。
这种说法在通信行业激发了一轮大讨论，至今也无定论。但一个事物从无到有，或许没有预想的完美，其更大的价值是对国内人才和产业链的培养，以及技术的积淀。
所以在4G牌照发放时，工信部先发的也是中国主导的TD-LTE，而国外的主流是FDD-LTE。除了中国，很少国家能有这样的实力和魄力单独做这样一件事。虽然从技术本身的传承来看，TD-LTE和TD-SCDMA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中国人希望有自己通信话语权的决心一直没有放弃。
只是谁也没想到，当初高举自主创新大旗的大唐电信，这几年几块主业——集成电路、终端、软件应用和移动互联网一直发展不如意，连年亏损，在股市被戴帽，走上了卖房保壳的窘境。
02
外国公司对大唐电信拿下3G国际标准并不太关心，他们更关心的是接下来中国什么时候发放3G牌照，以及三大运营商会采用谁家的标准。因为这些将决定未来一段时间这些企业的命运和相应的国家竞争力。
欧美都在不遗余力地游说。当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就把CDMA入华作为谈判条件之一。
2004年，北京搞了一场“3Ｇ在中国全球峰会”，全球各地的公司都派人齐聚帝都，对中国3G牌照的发放翘首以盼。
欧美的牌照发得早，而且都是当地运营商花真金白银高价买下来的。英国在2000年开始3G牌照的竞价，刚开始大家预测的数字是20亿-50亿英镑，结果却拍出了225亿英镑的天价，相当于当年英国GDP的2.3%。英国政府拿到牌照拍卖的钱，高高兴兴去偿还了国债。德国更狠，3G牌照拍卖了505亿欧元。而中国的牌照发放基本是零费用，当然，这跟运营商都是国企有很大关系。
高价却苦了运营商。当时整个英国的人口才5900万，仅相当于一个湖北省，即使全部人都是手机用户，均摊下来，平均每个用户得承担650欧元。当时每用户每月在通信上的支出为30欧元，相当于运营商不吃不喝22个月才能收回牌照成本，更不用说还有建设基站和购买设备的成本。靠3G网络盈利变得遥遥无期。
面对欧美的游说，工信部的领导很淡定，莫急莫急，反而劝大家多关注TD的发展：只要我们的标准能得到进一步完善，3Ｇ才有好的发展机会。
其实国内很早就派专家到欧洲各国考察了一圈，回来写了一份《欧洲3G技术研发商用情况考察报告》，里面得出的结论是，3G在欧洲发展的并不理想，中国不应该操之过急。
国家也是操碎了心，先是三部委撮合大唐与华为、中兴等国内厂家组成“TD-SCDMA产业联盟”，然后又对这个产业联盟增加了7亿元的投入，完善中国3G标准的产业链，让更多终端公司和芯片公司开发TD产品。行业内达成的共识是，标准的选择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利益的问题。
欧洲人非常努力。诺基亚使出了浑身解数，与爱立信、西门子等厂商达成联盟，只要中国运营商采用欧洲的WCDMA的3G标准，而不是美国人的，废话不多说，直接专利费砍半。当时联通已经决定采用高通的CDMA2000。
诺基亚的中国副总裁何庆源宣称CDMA2000国际市场狭小，而TD-SCDMA与WCDMA属同一个体系标准，把它作为WCDMA的一种有效补充，将保证TD-SCDMA在中国的成功。不愧是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何庆源选择联合中国来反对美国标准。
爱立信和诺基亚嘴皮子都磨破了，但中国这边的态度一直暧昧，理由是你们自己都没有运营好，我还得再观望观望。令这两家通信巨头郁闷不已。
时任高通中国区总裁汪静更是炮轰，中国一直不发3G牌照，不仅伤害了国内移动运营商，也让供货商难以发展。当时，几乎每一部手机都需要向高通缴纳5%的专利费，眼睁睁看着碗里的肉却吃不到嘴里，让高通非常难受。
整个行业都急得要命。国内运营商打着试验网的旗号，偷偷建了1000个左右的3G基站，中国移动甚至在江西刷墙打广告：“中国移动带您抢先体验3G网络 ”。基站的螺丝刚拧紧就被部委发现了，被当成违建下令限期拆除。
3G牌照迟迟不发放，不仅欧美运营商着急，任正非也急得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刚在GSM上赚了点钱的任正非就差点被3G压死。华为在2003年就启动了3G战略，尽管此时已经比国外晚了好几年，但回过头来看依然还非常早。而且3G的研发投入很高，最大的国内市场又迟迟不发牌照。2006年，华为在3G上的亏损达到了40亿元。
走投无路的任正非带人去部委拜访，请求尽快发放3G牌照，但并没有获得认可。领导认为中国的TD-SCDMA没有芯片，没有手机，没有基站，还非常薄弱，如果发放3G牌照，就是欧美标准的天下，之前自主创新的努力就白费了。
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华为在欧洲找到了出路。因为当时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3G终端非常有限，消费者的需求集中在打电话、发短信和浏览网页，用不上高速的3G网络。但数据卡插在笔记本电脑上，接收3G信号，创造了一个新的3G场景，大大增加了用户的流量消耗。当年，华为和中兴的数据卡在欧洲风靡一时。你看，肯干的企业，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把危机变机遇。
谁也没想到，中国3G牌照正式发放时已经到了2009年，比欧美晚了将近10年。但这并没有太影响3G建设，因为此时乔帮主已经推出iPhone两年，移动互联网的大幕渐渐拉开，消费需求井喷，中国很快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
03
在3G之前，移动通信已经经历了两代的争斗。1G用的是模拟技术，1978年由贝尔实验室研制成功，最早在芝加哥投入商用，虽然意义重大，但问题很多，比如通话质量差、不能漫游、容易被监控、设备昂贵等等。
但移动通信毕竟是个大产业，1G时代带起来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几家大企业，包括摩托罗拉、朗讯和北电网络。最著名的标志是摩托罗拉生产的大哥大，这个笨重的砖头成了特殊年代身份的象征。
真正的大发展是2G的普及。汲取了1G时代单打独斗的教训，欧洲这次合纵连横抗衡美国。GSM是欧洲人搞的东西，俗称全球通。从模拟技术切换到了数字技术，因为覆盖区域像蜂巢一样排列，所以又叫蜂窝技术。当时美国的高通虽然技术上已经有了不小进步，但势力还很弱，GSM几乎一统了2G的江山。欧洲人放下成见，胸怀世界，一举干翻了摩托罗拉的老大位置，把GMS卖到了全世界。
GSM的崛起，也为欧洲带来了显著的商业利益。最典型的是诺基亚和爱立信，它们在2G时代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商和手机厂商。诺基亚的产值在顶峰时期甚至可以左右芬兰的GDP。
中国选择GSM并没有历史包袱，纯粹从技术和市场的角度考虑。GSM的接口是开放的，而且已经在欧洲广泛使用，产业链也非常成熟，能快速发展。而美国的CDMA虽然很多方面更先进，但只有高通一家在搞，摩托罗拉本来有机会和高通一起打开中国市场，但高通一直不愿意在专利费上让步，中国在2G时代最终全面倒向了GSM。
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已经10年之久的诺基亚为北京电信管理局提供了第一个GSM网络，前邮电部长吴基传打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GSM电话，用的还是诺基亚2110。
GSM刚进入中国没几年，3G的东风就吹到了美国西海岸的圣迭戈，高通总部的几面专利墙在昭告天下，3G是你们绕不过去的坎。一直在2G引领全球通信产业发展的欧洲厂商都纷纷选择绕道，尽管有的技术真是太绕了。诺基亚拉着欧洲的小伙伴建了个群，群名叫3GPP，研发自己的CDMA技术，构建自己的技术生态。高通也建了个群，取名叫3GPP2，跟欧洲的豪强对着干。
不久前联想的口碑遭遇断崖式下滑就因为3GPP的投票。根据这个国际组织的规则，除了电信组织和联盟有投票权，电信相关企业也有投票权。联想加上它并购的摩托罗拉手握两票，联想从自己的商业考量出发，投给了高通，被全国人民骂得狗血淋头。最近，联想还学习华为，把官方微博的名称改了，“联想”改成了“联想中国”，突出民族品牌的形象。但这些举动已经不足以改变联想在过去几年遭到的负面评价。
无论是3G还是4G，我国颁发的牌照都比国外晚了5-10年，国外成熟之后才在国内普及，做追随者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成本也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红利，但也就受制于人。
和3G时代每家发展一种制式不同，三大运营商在4G分到的都是TD-LTE的单一制式。这个事情让中国移动高兴坏了。中国移动在3G时代过得很艰辛，独自发展国内提出的TD标准，难度大，还经常被用户骂。如果当时允许携号转网，估计移动的损失会更加惨重。
不过3G来得很晚，去得却很快，不到5年时间，运营商刚完成大规模的基站建设，4G牌照就发放了。风水轮流转，轮到中国移动喝酒吃肉。
移动的高管提出不希望TD-LTE只由个别运营商运营，而是能和FDD LTE一样成为全球多数运营商选择。后来4G牌照发放之时，三大运营商分到的都是“国产自主”的TD-LTE，联通和电信苦等更加成熟的FDD标准，即使在一年后等来了FDD牌照，但也错失了先机。中国联通从2014年开始进入了负增长时期，过了3年的苦日子。王晓初接任联通董事长之后，痛心疾首：“在5G部署上，绝不能再犯下4G时的策略错误”。
经过3G自主标准对话语权和产业链的锤炼后，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在4G时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3G标准的基础上，国产的TD-LTE毫无压力地成为了全球4G标准之一。而华为超过了爱立信，成了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国移动成了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2019年6月6日，三大运营商外加中国广电喜迎工信部5G牌照的发放，除了股市，整个行业一片欢呼雀跃。以前只能斗地主，现在终于可以打麻将了。关键是牌照发放的时间比原来预期的提前了半年，几乎与欧美和日韩一起成了首批发展5G的国家。
广电靠着之前在运营电视网络的历史积累，手握了700兆优质频段，在频谱资源非常紧缺的当下，广电无疑是拿到了一张王牌，最终也顺利拿到了第四张5G牌照。
这两天，特艺中国总裁吴斌在2011年的一个发言被人翻了出来。他当时对媒体估计不到2020年4G不会起来，大家还是在3G，“不要对LTE、4G有太多幻想”。谁能想到，2020年还没到，5G牌照都发放了。
我们常说，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同步，到了5G终于看到了更具创新性的苗头了。中国有第一批5G基站、第一批5G芯片、第一批5G手机，越来越多的第一次发生在中国。这符合当下的趋势，未来发展更多靠的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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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信的发展史，归根结底是话语权的争夺史，也是通信企业用尽全力下注下一个10年的利益争夺史。因此，每一代通信技术商用的前夜，巨头都要打打官司划分一下地盘，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7年，3G时代，诺基亚和高通打官司。当时的诺基亚还是全球最大手机厂商，双方的冲突点在专利授权上，高通认为诺基亚使用了自家的3G专利，得交钱。诺基亚认为高通也用了诺基亚的专利，双方都是交叉使用，收哪门子钱。
诺基亚后来悄悄向高通支付了2000万美元，高通摆摆手，又把诺基亚给的支票退了回去，这么点钱，老子不稀罕。
十年后，4G时代，官司的主角已经变成了苹果和高通。库克到处控诉高通收费不合理，不打算交了，宁愿用英特尔的基带芯片。可惜英特尔不给力，拖了苹果的后腿。两年的官司打下来，最终两家握手言和，苹果给高通支付了几十亿美金的赔款。
通信技术基本保持着十年一代，但每一代都有新面孔出现，也有老面孔消失。1G有摩托罗拉，2G有诺基亚、爱立信和西门子，3G有高通、苹果，而4G和5G则出现了华为。
所幸在一轮一轮的洗牌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战场上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创新的身影。
中国移动尽管在3G时吃了点商业上的亏，但技术积累得最好。包括牵头完成《5G愿景与需求》白皮书编制，提出的8大5G关键性能和效率指标被ITU采纳，首次牵头制定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应用需求。
在ITU、3GPP中牵头32个关键标准项目，中国移动在全球电信运营企业中排名首位。后来移动牵头的TD-LTE标准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特等奖，这是一个集体奖项，表彰了14个单位的50个人。人多不仅市场大，也是能搞出技术创新成果来的。
根据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的报告，华为拥有1554项5G专利，多于诺基亚的1427项和三星的1316项，成了拥有5G标准必要专利数量最多的公司。华为主推的Polar码拿下了eMBB场景下的控制码，成为5G标准之一。而在今年3GPP旗下三大全会主席的选举时，华为推荐的候选人也击败了高通候选人，当选为3GPP SA全会主席。
如果说当年3G标准制定时，国外还忌惮于中国庞大的市场，多少要给点面子，而在5G的标准制定上，中国企业已经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得不认真对待，这是靠努力和实力赢得的尊重。更何况5G因为在万物互联和数字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已经成为国家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地位毋庸置疑。
所以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正如TD之父李世鹤2007年所说：“中国人太穷，国外这些强国是不高兴的，因为他们不希望中国的市场兵荒马乱。但是中国人富起来了，他们也是不高兴的，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
12年过去了，当一些人在推特上指指点点、挥舞大棒时，这句话看起来更加应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