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微信号：ilie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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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关屏幕对人类大脑影响的问题成为多位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每隔一周就会有新的报告发布。但由于科学家无法准确地测量屏幕时间，目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还不得而知。
屏幕时间是一个很泛的术语，包括发消息、玩游戏或浏览Twitter等。现在的说法是过度使用手机可能会让人变得沮丧和焦虑，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会。研究表明，过多的屏幕时间与ADHD有关。心理学界正在争论游戏障碍是否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健康状况。孩子长期沉迷于数字媒体和“数字海洛因”，硅谷的父母纷纷抱怨：“魔鬼就在我们的手机里，它劫持了我们的孩子，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事实上，这类研究还未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这可能是因为此项研究依赖于自我评估。兰卡斯特大学计算社会科学讲师David Ellis初步估计，大约有90%的研究都未能准确测量个人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众所周知，个人行为因人而弃，且非常主观，人们很难精准地将其表述出来：人们很容易记错、忘记或捏造事实，让自己看起来更好。这种情况在之前的食物日记中已经出现过了。我们很难记住甚至注意到自己吃了多少，有时间我们会欺骗自己，在食物日记上记录错误的信息。自我评估报告的不可靠性一直是营养研究领域的一大难题。
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参与对象并未准确地告知研究员自己在手机上花了多少时间。最近针对自我报告存在质疑的研究于上月由《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首次报道，并在预印本服务器PsyArXiv发布。这项研究未经同行评议，但增加了多项证据表明智能手机对人类存在危害的说法的数据支持是不可靠的。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研究主任Andrew Przybylski表示：“我们其实都知道，当你要求某人评估自己的屏幕使用时间时，他们会很奔溃。如今，心理学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人为评估数据的不可靠，甚至到了糟糕的程度。”
这项研究由卡斯特大学的Ellis带领的团队执行，要求238位参与者安装苹果的应用程序Screen Time进行数据记录，该应该可有效记录人们拿起手机的频率以及使用手机的时间。比起询问参与者的评估数据，这样的方式就可靠多了。最终屏幕时间的统计数据绝对能让你吃惊。研究人员会额外做一份问卷调查，问卷要求参与者估计自己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或检查手机的频率，结合问卷估计的数据，对Screen Time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此外，研究人员还会要求参与者回应文献中发表的评估数据。这些过程旨在评估人们对手机的依恋或上瘾程度，对过度使用手机的担忧情况、以及是否发现自己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盲目地检查手机。
该团队发现苹果的Screen Time数据与该领域研究一直使用评估数据完全没有关系。如果自我评估报告和更客观的测量数据完全匹配，则相关性为1.0。如果不能匹配，则相关性将为0。团队通过对比一次性估计屏幕时间与Screen Time应用程度数据记录发现，相关性恰好介于1和0之间。事实上，人们对智能手机使用行为的自我评估与Screen Time的数据关联不大。因此，这些自我评估报告的结果与苹果的Screen Time应用程序完全不同。Ellis说到：“不能一口断定两者没有任何关联，但得承认实际行为与基于调查的评估之间的关系相当遥远。”
该研究在发表之前仍需由专家进行评估，但当研究人员分析服务器日志以追踪互联网活动的内容、文本或用户日志时，其结果与上述屏幕时间研究结果一致。他们都认为，依靠自我报告中的手机使用估算结果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混乱。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教授Patrick Markey一直在研究暴力视频游戏，并未参与此项研究，他表示：“这项研究看似简单，却很尴尬。更惊人的是，这项简单的研究几乎可以破坏人类对手机恐惧的整个基础。”
Jean Twenge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也是《iGen：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 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这本书的作者，她的看法可能与上述研究人员有些不同，她说自己的研究依赖于自我报告的时间估算数据，而非成瘾或对手机的依恋程度。Twenge还表示：“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们都知道有关时间使用的自我评估报告是不完美的。但这就是科学的运作方式。如果你期待着完美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很抱歉，你还得长久的等下去。
Twenge希望更多的研究能使用Screen Time应用程序，特别是追踪不同的用途，并找出个人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实践与在YouTube上观看视频所花费的时间之间的是否存在差异。她说到：“这将是一项伟大的研究，我希望它已经完成了。”
很显然，相比依赖于人们的错误记忆，利用智能手机本身进行数据统计是更有意义的。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专攻个人健康信息学的博士后科学家James Heathers说道：“手机，与现代生活中其他东西一样，只是一个数据收集、传播与显示设备。我很好奇，那些明明可以借助测量数据的研究，却只是依靠个人主观推测草草结束，真的不会感到惭愧吗。”多伦多大学教授Jeffrey Boase早在2012年就指出了自我评估报告和更客观的手机数据测量之间的差异，并表示差异并不简单。且不说经济上的障碍，在获取设备和应用程序收集的数据时还存在重大的技术和道德壁垒。
Boase表示，在技术方面，能够发表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或团队往往来自研究机构，而非科技公司——所以，研究人员可能无法获得科技公司收集的数据。当然，研究人员可以开发应用程序来监控人们对设备的使用情况，但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首先，设备兼容性可能存在问题。在之前的一项研究中，Ellis的团队设计了一款应用程序用以记录智能手机亮屏情况。但该应用仅适用于某些Android设备：整个研究项目参与对象中，合计只能监控23人。Ellis称，由于设备局限性问题他们困扰了很久，当苹果的Screen Time应用程序推出时，整个团队都兴奋起来了。他说到：“苹果还是那个会给人惊喜的苹果。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整个公司的资源摆在那里，推出的应用自然也不会让人失望。所以我们只要想着，‘对，就决定是它了。’”
即使你开发了一款应用，公司也可更改其策略和权限，甚至撤销该投资。例如，Boase近日在Google Play商店中发布公告，所属团队开发的应用在获取访问电话和短信日志出现了新限制。他所属团队设计了一款应用程序用于收集来自Android用户的匿名呼叫和文本日志数据，用户提前签署同意书。他表示：“这意味着我的应用程序不再有效。”幸运的是，他已收集了所需的全部数据。要是再早一点，很可能对数据收集的团队而言就是灾难性的。尽管如此，Boase称此举是合理的，用户隐私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块。他说到：“我并不是说科技公司应该让研究人员长期获取数据。”但这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想要研究技术对参与对象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人员造成了障碍。
另一个问题：如果你正在使用其中一个科技巨头开发的应用程序来手机客观测量值，你并不能完全了解其内部的运作方式。例如，Przybylski表示苹果的Screen Time应用将播客应用视为社交媒体软件，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可能与开发人员对应用程序的分类有关。）Przybylski说道：“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不应该只是盲目的接受苹果的数据。需要自行调整分析，毕竟，数据还是有一定混淆性的。”
Heathers指出，还有道德问题。他表示：“在手机上安装某些应用存在很多问题和挑战，如果不是以研究为目的，基本上会被视为间谍软件。我不想给你的印象是你可以随意地访问它。”即使研究人员可以访问由一家大型科技公司收集的社交媒体资料或智能手机数据，他们是否应该使用它？当相关人员以研究“情绪感染”为由，操纵着Facebook70万用户的浏览内容时，极易引发道德上的混乱，部分原因是参与者事先并不知情，也未签署同意书。今年早些时候，一位举报人透露Kogan博士通过一个性格测试收集了8700万Facebook用户的详细信息。其中近5000万用户的数据随后被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公司分享，该公司利用这些信息操控了美国的政治广告。事件一经曝光，该公司随即登上了新闻头条。
Boase说，为避免出现上述混乱，必须确保研究参与者知晓注册的内容，这也是关键所在。他表示：“如果你向人们详细解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请用尽可能清晰的语言，解释完后，你可以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参与研究项目，他们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判断，如果同意你的做法，那么你就没事了。”此外，研究人员有责任将收集到的数据保密，这也是Boase团队不会收集信息内容或研究参与者沟通对象的姓名的原因。
综上所述，使用智能手机数据在技术和道德层面都具有挑战性，那么，研究人员还是什么选择呢？如今，Przybylski等人正在试图找出收集自我评估报告的最准确方法。结合参与者按时跟踪自己的屏幕时间的数据与个人在一天结束时对屏幕时间的估计数据，他进行反复对比、分析。他说，尚未公布的反馈数据约占4%的时间。就目前的数据分析来看，根据研究人员的要求不同，主观数据的可靠程度也会有波动。
这些将自我报告与其他类型的自我报告或更客观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的研究有助于确保研究人员评估分析自己正在测量的内容。虽然该领域对此进行了分类，但迄今为止所看到的结果表明，我们需要打破个人对屏幕时间影响的固有看法，并对其持谨慎态度。Przybylski说到：“我们来假设一下，有许多针对物体在显微镜下如何相互作用的研究，研究过程中，发现镜片上有一堆凡士林，有些人在知道镜头上有凡士林后，就会拼命地想要清洁镜头。而有些人则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所谓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