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注：关于投行，下文从1984年，专门承担原中国人民银行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开始讲起。从“审批制”、“通道制”、“保荐制”，到现在的“邀请制”，未来的“注册制”，国内投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里，很多券商都在不断针对自身投行业务的开展，去建立或创新或稳定的业务发展模式。但在作者看来，确实还无人能突破中信“大平台”、平安“工厂”和国信“人海”这三大模式的范围，就像这三大模式究竟是好是坏，最终还是由投行开闸日与新股暂停夜去决定是一样的道理。文章来源：作者：大力如山。
我们拼命划桨，奋力与波浪抗争，最终却被冲回我们的往昔。——《了不起的盖茨比》
（特别鸣谢一位朋友对文章素材的提供：国内资深投行从业者，现已平稳退休一心带娃。本文共一万多字，之前所发的上半部份文章内容也有所增加，请在阅读前准备好充足时间。）
1984年，专门承担原中国人民银行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了。
成立初始的“宇宙行”，虽说各地分支机构都是在当地人行直接加挂的牌匾，进而能自发的彰显出贵族气质。但其坐落在北京的总行，办公场地却是租用服装厂的闲置厂房，这跟几年前就已相继成立的农行、中行和建行比较起来，实在是太寒酸了。
不过，工行与服装产业的上游——服装厂所建立的这个缘分，在当年却也成功的延续到了服装产业的下游—卖服装的天桥百货上。
1984年，曾经在50年代开展的“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获得过“全国第一面商业红旗”殊荣的天桥百货，也许是再也忍受不了自己财务审批权限一直在10元以下的状况，决定进行向自主经营转变的股份制改造工作，在当年帮其股票代理发行的就是工行。
这个股份制改造工作，除了让天桥百货成为了新中国的首家股份有限公司之外，其当年发行的300万元股票，也成为了新中国的首支“股票”。之所以股票二字上还有着双引号，是因为该纸票不但印上了“信托”二字，在背面更是注明了“五年还本、每年5.4%利息外加分红”的描述，这就让其看起来更像是一张债券了。也正因为此，当年邓公送给纽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的是作为备选的小飞乐股票，而不是首选的天桥百货股票。
但无论送出去的是哪一支股票，工行都会觉得自己脸上有光的。毕竟“天桥百货”、“飞乐音响”，包括第一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延中实业”，都是工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的。所以，如果把这些股票的发行都看作是IPO的话，那么成立在国内所有券商之前的工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可以称得上是国内投行的鼻祖了。
也许有人并不认同工行是国内投行鼻祖的说法，但在抢投行项目上，当时以工行为代表的银行业，那绝对是未来券商们的老师傅了。
1989年，上海真空电子器件公司要增发18万新股。这个当年上海股市筹资额最高的增发业务，让上海具备股票承销资质的几家金融机构，都各出奇招要成为此次增发的主承销商。这几家机构分别是四大行在上海设立的信托投资公司，申银、万国和海通这三家刚成立没多久的证券公司。
虽然这些机构均是上海本地的大关系户，但毕竟还是年轻人更有活力一些，所以这些机构里叫的最响的，只有刚成立的万国和海通证券。万国的管金生、海通的汤仁荣为了争这个主承销商，纷纷向市领导打报告，报告内容虽然各不相同，但意思都是同一个：
虽然真空电子的IPO和第一次增发，主承销商都是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但那时上海还没有证券公司，既然我们已经成立了，该给的活儿都不给，还要我们干啥。
当时正在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任职的阚治东，表面上对万国和海通反映的意见表示赞同，私下里却没少找发行人聊银行贷款展期的问题。在那个农行负责服务农业、中行负责涉外、建行负责预算内建设资金的年代，工行控制着所有工商企业的信贷业务，所以即便真空电子是上海市仪表局的下属企业，但贷款仍只能指望工行。
就这样，作为甲方的真空电子，被这些乙方搞得哪家都不敢选，就因为选任何一家，就一定会得罪另外几家。最后，这事闹到了当时的监管机构人行上海分行那里。要说，还是在上财当过教授的龚浩成行长会说话，为此事一锤定了音：
那就折中吧，你们组成承销团都参与。至于牵头主承销商嘛，也别争来争去了，直接给申银证券吧。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隶属于人行上海分行的申银证券，一声不吭的拿下了主承销商角色。没多久，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就把申银证券给收了，彰显出真正的老黄雀本色。
所以说，国内最早时期的投行业务，几乎都被掌控在银行业的手中，要都往券商投行历史里划拉的话，还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想想还是从1992年，中国证监会正式成立的时候开始算起吧，毕竟那时的券商投行部门，才觉得天真的要亮了。
或者说，是天真的觉得要亮了。
01
1992年，除了证监会成立之外，国务院在当年还批准了全国九家特大企业改制，允许他们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其中，发行时间最早的那家企业是青岛啤酒，未来也成为了首单申报证监会的IPO项目。
当时证监会特意先明确，青岛啤酒的主承销商和保荐机构，将不再由监管机构指定。而是先由地方政府和发行企业自己选定后，再去征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嗯，你们想的没错，确实还不如之前直接由监管确定。因为这两个新增有选择权利的单位，让更多的券商高估了自己的关系硬度。记得整个证券行业凡是有主承销资质的券商，当时几乎都闻风而动，其中光进入首轮主承销商竞标的券商，就有三十家之多。
“这三十家券商托人递到青岛的条子，像雪花一样多，有走上层路线的，有走地方路线的，还有走亲情路线的。”前面这句话可不是我说的，是最终获得此业务的申银证券说的。当然，申银证券的阚治东，当时还说了另外一句话：
实际上，申银证券没有靠关系，凭的是实力。
申银证券确实没往青岛递条子，确实凭的也是自己的实力。只是那个实力，应该是指申银向北京证监会那边，派出了自己的副总裁李明山，那位跟随朱相多年的李明山。
没多久，青岛啤酒这类企业获得IPO申请资质的分配，演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投行业务配额制度。1993年4月25日，国务院颁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标志着“审批制”的正式确立。在“审批制”下，国务院每年会确定一个股票总发行额度，这个总额度会分配给各个省市以及部委，由各省市和部委在各自分到的额度内预选企业，并将预选的结果推荐给证监会进行最终复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额度管理”。
当一个行业出现“额度管理”的时候，那么额度转让的市场，就一定会随之出现，只是吃瓜群众们并不知情罢了。就像当年各省市、部级单位都有上市指标可以转让，比如体委、妇联的指标可以转让，西藏的指标可以转让。这才让你们这些新韭菜们，能在哀股寻觅到来自雪域高原地区的摩托生产、啤酒制造等上市企业。
这种“额度管理”制度的建立，使得券商投行业务的开展，只能去依靠自己与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和人脉。那时候的券商投行领导，主要目标不像现在要围着客户转，而是天天围着上市指标转，谁有上市指标就跟谁拼酒拼关系。当然，就像大多数年轻人选女朋友一样，即便你是十项全能，人家最终找的还是胸大的券商。
比如那时沪市所在地—上海地区的投行业务，主要就是在申银、万国和海通这几家本土券商之间进行分配。当年的万国证券，先是在为复旦大学的校产公司—复华实业做上市时，因为教委系统没被分到上市名额的原因，最后是“借用”的科委名额。后来又在帮另一家客户—黄浦区房产公司上市时，在国家体改委明确反对房产公司上市的背景下，最终得以成功还是因为“借用”了建委的名额。
而深市所在地—深圳地区的投行业务，则主要由深圳的券商进行瓜分，特别是1992年才成立的君安证券。这家公司名称中敢用“军”字谐音的券商，其最大股东合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是当时广州军区司令部第二部（情报处）的下属公司。而在投行业务的竞争中，敢用军车接送客户展示逼格的君安证券，也算是全国有名的大胸券商之一了。
至于其他地区的券商，受制于自己上层关系的薄弱，别说开拓沪深两地的业务了，连自己家的地也挡不住沪深券商来撬。就像东北的哈药集团、哈天鹅、通化东宝等IPO项目，就全被上海的申银证券给撬了去。四川的乐山电力、四川长虹、四川金顶等IPO项目，就全被上海的万国证券给撬了去。而从成立到1998年，君安的投行一共为全国范围内的100余公司提供了上市、再融资服务，一直挣钱挣到那年天选之人的到来。
所以在“额度管理”这个审批制下券商圈子里，对投行业务的开拓都是这样自嘲的：
政府部门往外扔一根肉骨头，让几条狗去抢，还有一群小狗只能干看着流口水。
而肉骨头吃的最多的券商之一申银证券，其当时的执掌者阚治东，未来把上面这句话写进了自己那本《荣辱二十年》的自传里。
只是没人知道他写这句话，究竟是想表达“荣”还是“辱”的意思。
02
随着时间的递进，证监会对投行业务的控制力度也愈发强了。
1996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公布了《关于1996年全国证券期货工作安排意见》。1997年，证监会下发了《关于做好1997年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将过去投行业务“额度管理”的审批制，变为了“总量控制、限报家数”的审批制，开始除了由国务院规定每年发行的总规模之外，还会额外要求证监会对各省市和部委每年上报的企业数量进行限制，这就是过去所谓的“97指标”。
这样跟你们说吧，初期的审批制是为了告诉国内所有的券商：“天之所以会亮，那是因为爹给你打手电筒了”。而进化后的“97指标”审批制，补上了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别忘了谁才是爹。
爹先给未来埋下一颗种子。1998年，君安证券的张国庆，用超前思路搞的变相MBO增资扩股事发，爹开始出手酝酿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的合并。当年7月，新华通讯社旗下的中国证券报，在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布国泰、君安两大公司的合并消息时，用短短的一句话，给君安的失败定下了官方的调子：
君安证券公司的个别领导人涉嫌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
就在国泰君安启动合并的时候，一位青年才俊被作为种子埋进了投行的历史进程之中。
高考状元出身又具备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姚刚，彼时虽然只有36岁，但在证监会工作那5年里，通过开拓并创立期货部，一直备受历任领导的器重。这让证监会的周正庆主席，在考虑当时中国最大券商国泰君安管理层的时刻，想到了给这位年轻人再压压担子。1998年7月，姚刚兼任国泰和君安合并工作联合委员会副主任，当年8月即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泰君安副董事长、总裁。36岁的姚刚，也许此时还没有想到，未来那顶“发审皇帝”的皇冠会戴在他的头上。
而接着，埋下种子的爹，开始不断的去浇水灌溉。2001年3月17日，证监会宣布取消股票发行“审批制”，正式实施股票发行核准制下的“通道制”，把过去审批制下的地方政府和部委推荐，改为了由券商进行选择和推荐。
2001年3月29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对“通道制”做出了具体解释：
每家证券公司一次只能推荐一定数量的企业申请发行股票，由证券公司将拟推荐企业逐一排队，按序推荐。所推荐企业每核准一家才能再报一家，即“过会一家，递增一家”（2001年6月24日又调整为“每公开发行一家才能再报一家”，即“发行一家，递增一家”），具有主承销资格的证券公司拥有的通道数量最多8条，最少2条。
这个券商通道数量的多寡，是参考券商去年承销的上市企业数量决定的。根据其去年承销数量的多寡，再相应的去分配2、4、6、8个通道不等。
正是“通道制”的实施，让国内券商开始在投行业务上，正式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有了话语权的券商，为了自己能更好的发展，琢磨起投行业务时也开始认真起来。而认真的核心原因，在于通道就代表金钱。
不过，“审批制”只把券商投行队伍的酒量练了出来，突然发现自己的地盘自己可以做主后，一脸懵逼的投行从业者开始各种不适应，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从“酒量就是工作量”的模式中转出来。
虽然转出来的投行从业者，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去选择和推荐企业，但大券商如中信、国君这样的八条通道不够用，最烂的券商也有两条通道可以换钱，可以坐在家里等企业心急火燎找上门要通道收买路钱。
就像那时刚从省级券商增资扩股改名没多久的某家券商，为了多挣钱敢拒绝把通道给改制完毕后想上市的贝尔公司使用，让吃了闭门羹的贝尔，只能转头找弗兰的小券商要了条跑道，这才能在2003年上市成功。多年后这家出自金陵的券商有了新掌舵者，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当初自己的面子，会被未来的自家人丢在地上。
好在“通道制”是个短命制度，否则券商投行也早已膨胀炸了。2001年，国有股减持消息出来崩盘式调整，IPO再次暂停。2001年下半年，监管层开始反思国有股减持，着手股权分置改革、IPO制度等顶层设计。此时的姚刚，也完成了国泰君安的使命，转回证监会发行部担任主任。
2003年12月，姚刚主持下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的颁布，终于为“保荐制”的进城打开了大门。投行业务从“通道制”转变为“保荐制”，将过去的券商推荐责任真正落实到了保荐代表人个人。
保代个人话语权的提升，不仅让国内投行从业人均收入水平开始与国际接轨。也催生出了所谓的国内投行“三大业务模式”。
03
2002年的中信证券，虽然各项业绩在券商行业里的排名都还可以，但一年前为了税收优惠就把总部从北京搬到深圳的行为，多多少少还是暴露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距离自己成为中国高盛的梦想还尚远呢，特别是在投行业务上。
于是在那年春节前的两周，刚刚结束中信证券年度工作会议的王东明，就迫不及待的约了老朋友德地立人吃炸酱面。倒不是中信已经穷到要请客人吃面的地步了，而是请的这位客人虽然是日本籍，但从小跟着担任中日友好使者的父亲举家搬至北京后，从崇文小学、北大附中、北大中文系这一路都在北京城里混，就爱吃老北京炸酱面这一口。
就这样，俩老北京一边吸溜着炸酱面，一边就把德地立人跳来中信证券助其打造投行业务的事给谈妥了。
当然了，德地立人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所描述的跳槽过程，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顺利。比如对于是否跳去中信证券，德地立人说他事后又咨询了两个人的意见。一位是他在斯坦福大学读硕士时的老师青木昌彦，给出了他“可以直接参与中国经济，但是为国企工作的难度不小，所以主要问题一定要事先沟通清楚”的建议。另一位则是他的朋友武者，武者非常支持他去中信证券，并给出了“你应该随着时代随风飘”的意见。
相对于张嘴就来的朋友，还是老师的建议要靠谱一些，凡事也确实都要先沟通清楚。就像当时国内的规定，外籍人士是不能担任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所以那次跳槽最终能得以成功，后来还是多亏了中信集团的常振明，为此事让作为国务院下属单位的中信集团，给上级领导写了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此次引入国际人才建设国内资本市场的重要性，国务院这才破例出了文，让德地立人成为了新中国里金融机构的第一名外籍高管。
2002年6月，德地立人被中信证券聘为副总经理兼企业融资委员会主任。而这个企业融资委员会，正是中信证券投行业务“大平台”模式的发源地。
德地立人到了中信证券后，将企业融资委员会重新划分为：投资银行部、债券承销部、债券销售交易部、资本市场部、并购部和运营部。更重要的，是在投资银行部下面进行了行业分组，比如电力、汽车、金融、通信、交通这五个行业组，每个行业组都盯准行业内的龙头企业，确立了以大型国内企业为中心开展业务的方针。而此时国内的其他券商，还只会按照区域去设立什么上海分部、北京分部，顿时就把中信证券的专业逼格给反衬了出来。
2003年，在长江电力的IPO项目中，中金公司不敌中信证券，损失上百亿的承销业绩，这是在国内A股市场上，中金公司的地位第一次被撼动。而在之后几年的国内投行业务排名中，中信这种“大平台”式的打法，也让其能够常年稳定的站在最前排。
但你能把这个成绩，全都归功于此投行模式的建立吗？我倒是觉得，也许2003年只任了一届的总理卸任，对中信成功把中金拉下马的贡献更大。不过，在那个投行业务实施“通道制”的时期，“大平台”模式让中信对自家的通道进行了最大化的利用，也确实在客户关系维系方面比其他券商更加持久。
记得当时有人问德地立人，说你整的这套投行打法，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德地立人是这样回答的：
现在的上市公司，发行上市是找一家投资银行，之后财务顾问又换一家，增发或配股的时候再换一家，上市公司对于投资银行的忠诚度很低。我们不但要拿到客户的IPO，还要与客户保持长久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想法了，毕竟开展投行业务的终极目标，本就是要挣客户一辈子的钱。但一个公司的命运，除了要靠自己的奋斗之外，更要看到历史的进程。
2003年，中信证券承揽的杭州富通昭和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原本已经过会并计划在当年的9月18日之后就上市。但因公司名称中带着日本侵华时期的“昭和”两字，在加上那年我们受到日本“租借”钓鱼岛、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齐齐哈尔日军遗留化学武器泄露事件的连续刺激下，不仅这单本应成为国内首单外资控股企业上市的业务凉透了，顺带着还影响了中信证券的其他业务，比如有些大户投资者就直接撤走了放在中信的巨额资金。
几年后，国家发改委又出台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对于属于该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的行业，证监会在其融资、重组方面进行了非常严格的限制。这就让“大平台“模式在实际的运行中，开始经常会因行业受到限制，业务开展也受到了限制。
倒不是说受到限制的行业，就弄不成事了，毕竟那时中信的背景在哪摆着，这点事还是能办成的。但要是什么业务都要动用上层关系的话，岂不是跟当初要将业务开展打造成稳定模式的目标背道而驰了。所以说，行业划分的这种思路，高级是高级，但要想用的稳，更需要一个稳定的高级市场。
而国内这个并不稳定的投行业务市场，虽然让“大平台”模式，在市场中的效果大打折扣，却顺势催生出了两个可与“大平台”模式并肩的新投行模式。
这就是平安证券的“工厂”模式与国信证券的“人海”模式。
04
就像我们国内的投行业务本身就是外来品一样，全名被称作“保荐人代表制度”的“保荐制”，其实是源自大英帝国的创业板市场。
英国之所以会把“保荐制”用到本国的创业板市场上，主要是觉得上创业板的公司资质不如上主板的，所以就通过券商的保荐，为这些上市公司加一道信用增强光环，让投资者们的心里也能多点数。这个“保荐制”的重点，是要明确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后来，“保荐制”先是被香港学了去，又进一步的传到了我们这。
2004年3月2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了第一次保荐代表人考试，当年参加考试的1549人，最终通过了614人。5月10日，首批67家保荐机构与609名保荐代表人完成注册登记，“保荐制”开始正式实施。
“保荐制”的实施，相当于给了保荐代表人金身加持。再直白点说的话，就是券商作为投行业务的那个“通道”，变为了保荐代表人的签字权。光送签字权还不说，2004年5月17日，证监会同意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板块。这就像是当你为了练书法第一次买笔墨的时候，商家说我送你点空白练字纸吧。
也是在2004那一年，“百万年薪”第一次成为了保代招聘的代名词，后面又逐渐发展成为投行这个职业的代名词。
但当时已经在平安证券投行部工作了四年的薛荣年，并没有把什么百万年薪放在眼里，毕竟在安徽省财政厅以及省信托公司混了多年的他，自愿选择下海自然是想要更多。就像在当年年末，时任证监会发行部发审委工作处助理调研员的王小石，因涉嫌受贿落马的事，似乎就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只是在王小石一案中，曾在东北证券投行部工作的林碧，也因犯公司人员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一同受审的事，却并没有给薛荣年留下太深的印象。
2005年，在平安证券与鱼跃医疗签署了《公司改制财务顾问协议》后，时任平安证券分管投行部的副总经理薛荣年带人赴鱼跃医疗，全面推进该公司的改制上市工作。2006年12月25日，深圳世方联在深圳成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彭萍嫦，是时任深交所发审监管部副总监兼发审委委员冯小树的岳母，持股比例为30%。该公司另一位持股30%的股东朱勤年，则是薛荣年的弟媳。
2008年4月18日，鱼跃医疗在深交所上市。九年后，冯小树被查，鱼跃医疗的事才随着案情一并被爆了出来。当这类操作被拆穿之后，你会发现还真就没什么技术含量，如果按业内术语来讲的话，这就像是个人版的“直投+保荐”一样。所以，薛荣年最终能在平安证券坐上总经理的位置，凭的还是他在投行业务中独创的“工厂”模式。
整个投行工作的业务链条，确实可以映射到工厂的生产链条中去。比如投行承揽岗位的工作，就是去获取产品订单。承做岗位的工作，就是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在具体生产的过程中，质控岗位就像是产品质量检测员，他们会在生产的关键节点上，对产品质量进行把关。等到产品完成后，便会交付给销售交易岗，由他们完成销售，最终获取收入。而薛荣年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懂得哪一块应该进行流水线打造，而哪一块又必须抓在自己的手里。
当年平安证券投行业务的“工厂”模式，是承做端被薛荣年完全下放给中底层员工，而其余各端一直被他牢牢把握在手里。当然，这种分工的背后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否则就跟任何承揽承做分开的券商没什么两样了。首先平安的承做端并不是简单的下放，而是被系统拆解成了可复制的流水线式操作。其次是在其他各端上，比如项目风险的把控、客户或监管的沟通对接等等，则完全由薛荣年一人掌控，而且被掌控的结果在前后几年里也都比较顺利。
当时有很多券商跟风去学“工厂”模式，但最终都没能达到平安的效果，我想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薛的这种作法，虽然一方面让承做工作有了更强的可替代性，但同时给承做的薪酬待遇水平却并不低。二来虽然其他各端被薛荣年牢牢把控，挤占了其他员工的发挥空间，但在个人努力和技术操作上，他确实每一步都走在了下属前面。而其他券商往往就只学了表面，没学会这种把钱给到位，又愿意为下属出头的管理态度，包括后来把薛荣年踢走的平安证券。
2010年，平安集团在井冈山开会讨论平安证券投行的降薪问题，对保代的奖金发放和签字费进行改革，大幅削减投行员工工资。随后又将平安证券的投行业务，按照业务制作、风险控制、发行等领域分割成了三个部门。这成为了薛后来带人从平安转战华林证券，并放言“不给平安留下一张纸”的导火索之一，另外的导火索则是陆续被爆出事的万福生科、胜景山河等投行项目。
巧的是，平安证券那几年的投行业绩最好的就是在2010年，不仅在整个券商行业里排名第一，更是拉了第二名国信证券6个亿的身位。而这位排名第二的国信证券，正是投行“人海”模式的缔造者。那一年的平安和国信，能取得这个业绩，除了自己独特的业务开展模式之外，作为深圳券商代表的他们，更应该感谢那波深交所给出的“红利”，特别是国信证券。
2009年10月23日，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批准，深交所正式成立创业板并举行开板仪式。
国信证券的“人海”模式，顾名思义，那就是狂招人。2010年能把投行队伍扩充到500多人的国信证券，其引进的众多“小团队”负责人们，就像是招了一群小号的薛荣年，正是这群来来去去的小薛荣年们，组成了国信的“人海”模式：每一个团队都出去揽活，谁揽的活谁做，做出来之后就按公司的规矩进行收入分配。
其实，这个“人海”模式，用的就是很多券商都用过的“大包干”制度。至于为何其他券商的“大包干”制度没能特别出名，国信的“人海”模式却出了名。我想，主要是因为那几年国信的收入分配制度比较优秀，而且大部分的投行团队也比较“自由”。
所以，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工厂”模式和“人海”模式所用的手段，其实并没有特别的高明，无非是在分工协作和单兵作战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选择。但之所以都能在当时有所成就，在于两家公司对于员工在“钱”和“自由”上的管理，都有着相近之处。也正是这种“钱”和“自由”管理上的类似，让两家券商最终走到了同一个历史进程中。
2008年，资本市场“PE腐败”第一案被暴露于世人面前。该案的主角就是在国信证券做了十年投行的李绍武，而其腐败的方式，无非是让家人提前成立一个公司，干起了“直投+保荐”的全套服务。薛荣年用同样套路做的鱼跃医疗，虽然在2008年顺利登陆深交所，多年后也被爆了出来。
只是可惜的是，号称走“大平台”这种高端模式的中信证券，那几年也没少玩“直投+保荐”的套路，无非他是跟中信金石这个机构一起玩而已。
05
从2004年到2014年，投行业务执行“保荐制”的这十年，无疑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中小企业。特别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的背景下，新公司新办法，锁定期完成后就可以减持套现，十年里为“京沪永远涨”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
不过，我们资本市场的改革永远都在路上。
2011年10月，建行董事长升任证监会主席，在上任之初发出了惊天一问“IPO不审行不行？”，于是各路神仙开始翻出国外的先进经验回答说：”海外和尚说了不审也行，注册制嘛。”可惜郭董事长在任期间没有推出注册制的条件，他把这一棒成功交给了中行的肖董事长。
2013年，肖董事长掌舵证监会后，开始把推陈出新的“注册制”作为自己的核心工作目标之一，并成功取得了全国人大的授权，预备于2015年中启动注册制。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赶上了惊天动地的股灾，除了2015年上半年，以放松盈利要求、提高披露质量的“准注册制”胜利逃亡了一批上市幸运儿外，剩下的公司变成了堰塞湖交给了农行刘董事长。
以稳定为核心目标的刘董事长，开始发现中国的IPO，不但要审还要从严审核，于是把在姚刚时代担任过发审委员的郭女士推到审核前台，担任正局级发审委员领衔IPO审核，大刀阔斧地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把堰塞湖消解，功绩彪炳史册，引起市场一片叫好声。
但国内股票市场却与美国、香港的牛市走势截然不同，这就又引发了新的惊天一问：“如何让国内投资者分享新经济增长？”而这一问，就让历史的车轮滚到了“邀请制”的脚下。
以富士康为首的独角兽，不断的被邀请上市。而面临“邀请制”下的僧多粥少、头部券商吃独食的局面，凸显出了国内投行人员的冗余、定价能力的缺失，这让手握CPA、CFA、司法考试合格证的大多数投行从业者，只能在网上刷段子玩儿。
从“审批制”、“通道制”、“保荐制”，到现在的“邀请制”，未来的“注册制”，国内投行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里，很多券商都在不断针对自身投行业务的开展，去建立或创新或稳定的业务发展模式。但目前来看，确实还无人能突破中信“大平台”、平安“工厂”和国信“人海”这三大模式的范围，就像这三大模式究竟是好是坏，最终还是由投行开闸日与新股暂停夜去决定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当我们翻遍投行的历史，终究会发现投行从业人员的黑与白，归根结底还是由投行的日与夜所决定的。但牢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句古老东方谚语的我，一直坚信会有那么一天，有位朋友会在我的耳边说：
天亮了。
我只是希望届时那位朋友，护球并不像亨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