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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数据崛起之谜:像1984年的深圳那样创业

2018-11-19
创业故事 其它 转载
2013年,贵阳决定构建大数据产业体系。

猎云网注:贵州有茅台,贵州还有一张名片,老干妈。然而贵阳有着特殊的城市气质和市井文化,科技与传统在这座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很长时间,这里的人过得都很闲散。2013年,贵阳决定构建大数据产业体系。目前,据官方统计给出的口径,贵州大数据企业数量已达8900多家,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则超过1100亿元。大数据成为贵州的最新标签。而过去几年贵阳的发展状态,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政府像是在创业。文章来源:《蓝洞商业》,作者:翟文婷、郭朝飞,文章首发于:腾讯深网,编辑:康晓。

马化腾从英国匆匆归来,直奔贵阳,他有一场重要演讲。

马云和李彦宏也来了,比他稍早前到。同时集齐BAT头号掌门太难,乌镇互联网大会算一回,深圳IT领袖峰会有过,但都屈指可数。

这次是在2017年5月底,他们同时出现在贵阳数博会现场。

马老师最先开讲。他以一贯布道者的姿态大谈数据的重要性,称大数据对传统制造业的冲击,将远超电子商务对零售业的冲击,甚至没有数据什么都不行。

李彦宏反对。他说,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就像能源和燃料,重要却不是根本,推动时代进步的是技术和创新。

他们各自演讲,没有直接对话,但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

“不懂技术的文科生与太懂技术的理科生的争辩。”最后出场的马化腾调侃。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更重要的是应用场景,或者称之为战场,通俗讲就是市场。

此情此景发生在北京、深圳或是杭州等城市,都不足为奇。这些地方是互联网的聚集地,科技与财富共举,人们习惯于谈论资本,被互联网包围。

但这里是贵阳,一个没有明显标签的城市,长期不被重视。BAT大佬却在此隔空对战。

有意思的是,一年后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三巨头又都出现了。这里似乎成了一个他们不得不来的地方。他们甚至记得去年自己曾在这里讲过什么。

李彦宏开场便说,去年我在这个论坛上讲人工智能,其实外界有很多误解。

也许吧。但假如李彦宏在贵阳街头巷尾走一遭,那些平民百姓说不定都可以跟他谈上几句专业问题。类似的演讲,他们其中很多人听过不止一遍,两遍,三遍,而是无数遍。

就跟北京出租车司机喜欢跟乘客聊上几句国运前途,你从贵阳司机嘴里听到的多半是大数据。而且他会非常自信地说,“大数据,我们最牛。”

但要他们真正系统地解释一下,什么叫大数据?每个人大概讲得都不一样。当平民百姓谈论大数据,多半在谈自己以为的大数据。

这个神奇之地,互联网正在发生高原反应。

边缘存在

2010年,罗鹏从成都到贵阳出差,四五年没来,眼前的这座城市让他震惊,不是惊于巨变,而是完全看不到变化。过去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成都日新月异,这种反差让他印象深刻。

“当时突然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发展红利怎么也该轮到贵阳了吧?”8年后,罗鹏以货车帮CEO的身份向「蓝洞商业」回忆那段经历。

很快,罗鹏辞去四川一家网络设备公司执行副总裁的职位,到贵阳寻找机会。很多人觉得罗鹏简直疯了,在成都生活安逸,有房有车,贵阳有什么?或者问得更大点,贵州有什么?

贵州有茅台。因为常年供不应求,稀缺性导致茅台酒本身化身理财产品。如果你有购买渠道,屯个两箱,保赚不亏。

更神奇的是,贵州茅台带领中国白酒股,2017年全线飘红,是各大基金产品配置的首选。过去十年,这支股票的财务数据表现平稳,主业对利润率的贡献率接近100%。然而就在10月29日,贵州茅台居然开盘便一字跌停,整个白酒股全面沦陷。

贵州还有一张名片,老干妈。跟茅台酒的价高居奇不同,这家公司生产的辣椒酱价格平民化,大概是为数不多能填平南北饮食差异鸿沟的食品了。甚至美国奢侈品电商把老干妈视为尊贵调味品,今年9月,作为国潮品牌之一的老干妈登上2019春夏纽约时装周,95后时尚博主积极带货,画面一点都不违和。

老干妈还自带上头条的能力。“老干妈为什么坚决不上市?”“老干妈离上市还有多远?”每隔一段时间,类似的话题总能引发新一波的关注和讨论。媒体乐此不疲,好奇心不止。

这里产业不多,但偶尔也有惊喜。比如最近在北京各大商圈广受欢迎、很有腔调的西西弗书店,就是1993年从贵州遵义走出来的企业。官网介绍,目前西西弗在全国近60个城市有160余家实体连锁书店、160余家意式咖啡馆、超过350万活跃会员。

这家书店在2007年一度濒临危机,创始人薛野的姐夫金伟竹,现任西西弗书店董事长决定转型升级,走出贵州,把第一家店落在重庆。如今,重庆也是西西弗的总部。

但这几家能叫得出名来的公司,如同遗珠,散落四处,贵州一直没有哪个产业形成集群,更不要说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省会城市贵阳,不用说产业特色乏味,就连生活在贵州的普通人都对这里没有核心认同感。与云南接壤的地方喜欢去昆明置业生活,贵州方言跟四川话很像,所以成都也吸引了大批人前往。

如果想创业做点事,最多的项目是开餐馆或卖服装。几乎没有别的可选择余地。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过去5年却从边缘走到中心。因为互联网,因为大数据。彷佛一夜之间,这个西部相对落后地区成为了中国互联网的新高地。

第一次站在世界面前

你知道目前贵州大数据企业数量是多少吗?

官方统计给出的口径是,8900多家,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则超过1100亿元。大数据成为贵州的最新标签,贵阳也成了“中国数谷”、“大数据之都”。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云上贵州。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大数据公司于2014年11月初在贵州贵安新区成立;2017年7月就成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运营iCloud服务的唯一合作伙伴。半年后,中国内地的iCloud服务全部交由云上贵州公司负责运营。

不止如此。过去五年,贵阳引入大数据产业项目近300个,戴尔、谷歌、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华为等企业落户贵阳。贵阳也长出包括货车帮、白山云、数联铭品等一批互联网企业。

贵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贵阳软件及信息服务业收入仅为180亿元,2017年全市大数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817亿元,2018年的目标是1000亿元。

很难想象,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短短5年间的事。

2013年,贵阳决定构建大数据产业体系。这个决定并非拍脑袋产生。论贵州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大数据的最佳温床。第一,温度适宜,尤其是夏季凉爽,有利于服务器安置与存放。第二,地质稳定,少发地震。第三,水电资源丰富,有便宜而稳定的电力供应。

这一年,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几年之后,陈刚成为雄安新区的一把手。

2014年,陈刚接受了凤凰卫视编辑吴小莉的一个访谈。陈刚回忆,他到贵阳工作一个月后,回北京见柳传志和时代集团的王小兰,说想在贵阳建中关村贵阳科技园。二人反问他,这么高端的东西和这么落后的贵阳有什么关联?柳传志和王小兰到了贵阳考察后,从怀疑者变为支持者。

2013年7月,富士康决定在贵安新区投资建设第四代产业园。9月,贵阳与北京中关村共建中关村贵阳科技园。当年年底,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相继落户贵安新区。

柳传志是这样描述的,“由于抓住了创新驱动这个机遇,贵阳第一次与发达地区、发达城市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也是在这一年,作为招商项目,货车帮迁到贵阳,罗鹏也加入货车帮,任COO,后来成为公司CEO。2017年11月,货车帮与运满满合并为满帮。

2015年,贵阳首次举办数博会,马化腾到场。且此后的连续四年,从未缺席。BAT悉数支持。马化腾到贵阳,就有领导建议,腾讯应该在贵阳建一个数据中心。

今年5月,腾讯在贵州贵安建设的七星数据中心一期开始试运行。据马化腾介绍,数据中心位于两座山体之中,山洞温度较低,安全隐蔽,周边水电资源非常丰富,能够降低能耗,未来腾讯要把重要的数据存储在这里。

贵阳建设大数据产业的兴奋与热情,也有点中国刚刚接入世界互联网时的状态。

几年前,贵阳观山湖区入口处竖起一个大广告牌,写着“因为大数据,贵阳第一次站在世界面前”。这句话,几乎让当地人泪目。效果就像上世纪90年代,瀛海威在北京中关村的巨幅广告牌: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像1984年的深圳那样创业

过去几年贵阳的发展状态,有点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政府像是在创业。

比如,以往招商引资的策略,往往是土地政策与免税优惠,但货车帮与贵阳的招商协议中的一条,具有明显的“互联网思维”:货车帮每发展一个用户,当地政府补贴10块钱。

2014年4月,货车帮还没有融资,他们准备进攻西北市场。第一次大规模招兵买马,第一次在贵阳当地做校园招聘。一个月内要招到100多人。

贵阳不是物流节点,所有新人要先拉到广州做培训,再派到西北市场。4月份提出想法,5月份人要到位,7月正式开始做西北市场。罗鹏只有一个月时间。

这里不像成都高校资源丰富,他以前基本只招211或985的学生。但在贵阳,以货车帮当时的知名度,这几乎是妄想。

“别人会问,货车帮是谁?我们那时连网站都没有,很容易被大家以为是骗子。特别悲催。”罗鹏回忆道。

他去了当地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开场先放自己的工作经历的视频,里面有很多高大上的东西,有被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场面,先让学生对罗鹏这个人产生信赖。

关键是他去的时间点也很尴尬。5月份,校招早已结束,来年毕业生还没准备找工作。学校反对,“请你晚一点来招聘,起码等考试结束,不然突破了原本的教学计划。”至于去广州实习,想都别想。

当地开发区一个负责人力资源的局长陪着罗鹏去见校长。千言万语,这是贵阳当地招商的一个企业,挺不错。学校还是觉得不行。随后,他们又把学校老师请到开发区,承诺以后这里的企业都可以跟学校合作,直到中午饭桌上,还在各种说服。

罗鹏感受到开发区在很朴素地帮助企业。直到现在,只要见到当时的那两个人,他都心存敬意。当时就卡在那里,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学校委派一名老师,护送同学生到广州当地培训实习。中间需要考试,学校提出学生必须返回贵阳,一来一去,成本极高。这又愁坏他们。还是当地人力资源局局中协调,老师带着卷子去广州,学生在那里完成期末考试。

“你能感受到当地政府在跟你一起创业。贵州的精气神调动起来,也把人的欲望激发出来了。”罗鹏说。

骨子里的迁徙状态

贵阳有着特殊的城市气质和市井文化,科技与传统在这座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很长时间,这里的人过得都很闲散。

北方人初到贵阳,会被街头景象所吸引。随处可见的小推车,兜售各种小吃水果、蔬菜和小玩意,这在其他省会城市很少见。而如果逛超市,可以选择一个人帮你背运商品,直接送到家。

二是超市、商店、菜市场门口,总有很多背背篓的人,他们以帮人背运货物为生,贵阳称之为背篼,与重庆的棒棒类似。背篼客走一趟几块钱,一天下来少则几十块,多则一百多。

“其实大数据和贵阳的市井生活没什么关系,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也很有限。”张大川告诉「蓝洞商业」。

张大川是土生土长的贵阳人,客居北京十几年。最近几年,他回贵阳印象最深的是,认识的人都在买房,很多人已经有两三套了。对于年轻人来说,考公务员和进国企最受欢迎。创业,一般就是做点小生意,开个门面卖衣服或者做餐饮。稍微做大一点,就雇几个人来打理,自己小富即安,以玩为主了。

贵阳人不太攒钱,注重吃喝玩乐,消费力很强。除了房子,吃饭、穿衣等日常消费,贵阳不一定比北京低。

与成都人一样,贵阳人也爱打麻将,甚至贵阳有一条街都在卖麻将机,甚至高级五星级酒店的包间也不会缺席。

贵阳的城市气质和文化,与其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不无关系。

贵阳坐落在云贵高原一个丘原盆地中,多山地丘陵,喀斯特地貌广布。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贵阳交通落后,对外交流不畅,当地人逐渐形成了安逸的性格。

同时,贵阳又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近代以来,贵阳移民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躲避战争,湖南、江南一些人口迁徙贵阳。第二类是包括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在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入。第三类是三线建设时期,从各地迁居来的学者、专家、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等。

移民城市骨子里是一种迁徙状态,会觉得把钱花掉是最好的,因此贵阳城市文化中形成了注重消费这一特点。

缓慢的化学反应

大数据产业在贵阳真正大放光彩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一位大数据从业者的感受是,过去几年,第一,贵州推动了政府数据的公开。第二,依托大数据,吸引了一批大数据或大数据相关的企业,本地也跑出了货车帮、白山云等公司。第三,借助大数据这个招牌,让贵州人有了信心。

对于贵州大数据产业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人才。

货车帮很多高管来自BAT,甚至国外大互联网公司,劳动合同是与贵阳总部签的,但可能分散在全国各地。如果他们到贵阳长期工作,货车帮会给予购房补助。此外,基于贵阳对互联网技术人才的需求,一些北京的猎头公司开始进入贵阳,这也成为货车帮吸纳人才的一个途径。

“这是一个缓慢的化学反应的过程。”罗鹏承认,吸引人才,贵阳的配套设施与人文环境是相对的劣势。比如,货车帮所在园区,以前用滴滴基本打不到车,甚至晚上10点以后连出租车都没有。

但一线城市的贵阳籍人才回归的越来越多。在一线城市的大公司高管,如今也有意愿尝试回到贵阳安家。

事实上,贵阳走出了不少互联网创业者。比如知乎创始人兼CEO周源,蚂蜂窝联合创始人兼CEO陈罡,丰厚资本创始合伙人吴智勇,纷享销客创始人兼CEO罗旭,蝙蝠资本创始合伙人、高德地图创始人肖军,大姨妈创始人、CEO柴可等。

2017年3月, 陈罡与吴智勇牵头,在北京成立了“互联网京黔会”。吴智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都是有家乡情怀的,聚在一起不是吃吃喝喝,而是想将北京与贵阳在互联网创业上“做一些连接”。贵州本地的高净值人群开始了互联网、大数据方向的创业。

有人开始尝试冰激凌自动售货机生意。需要与物联网相关,冰激淋的售卖与补料涉及到数据,不知不觉业态已经发生了变化。

贵阳还走出了一个“高端滴滴”——神马专车。2016年,神马专车上线,当年就拿到了成都、贵阳、上海等地的网约车运营资质,主要面向中高端用户,服务车辆均是豪车,包括特斯拉、宝马、凯迪拉克、奔驰等。神马专车的创始人名叫杨光,其父辈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如果说,滴滴快车相当于经济舱打折,滴滴专车和神州专车相当于高端经济舱,滴滴的豪华车相当于头等舱,神马专车是彻底的头等舱,只干头等舱的事。这是神马给自己的定位。

据称,神马专车已成为特斯拉亚太区、宝马新能源汽车中国区、凯迪拉克新能源汽车全球,以及奔驰-腾势全球的最大采购商。但是远在一线城市,很多人却不知道这家公司的存在。

这种景象,多少让人有点目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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