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注：近日，网上爆出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控诉自己在黑龙江亚布力度假区被欺负、被愚弄的视频，一时间掀起舆论的哗然大波。民众也纷纷对此次事件的主角之一毛振华的背景来头产生强烈兴趣。猎云网转自经济观察网2013年的一篇报道较为详细的记述了毛振华30年政商学界的起落沉浮。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原文如下：
1999年深秋，北京房山一个僻静的小宾馆。一个年轻人百无聊赖地看着天花板。这是一年中北京最好的季节。
开始的大部分时候，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这样目光呆滞地看着天花板。他能想象到外界在说什么——毛振华被双规了，官方说法叫做“协助调查”。过去几个月他一直试图向前来问话的调查员说明，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商业原则，不存在什么利益输送，不过他根本无法说服那些官员。
他们并不容易相信他是清白的——即使很多年之后，他们见到他的时候还是有这样那样的怀疑。即使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了过去这些年他所做的一切：从少年大学生，到24岁的处级干部，接着是跟那时候很多年纪相仿的官员们一样做出了选择：1992年，他离开国务院研究室下海经商，那一年他28岁。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九二派”的那一代人。
他是从“海里”出来的。即使他不说，调查官们也会了解他往日的辉煌。他是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开创者。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成立的时候，发布会是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到场的部级官员就有多位。
1992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国务院开始了金融领域的改革，国有企业也开始了“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尝试和努力，这给中诚信开拓股票发行上市业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中诚信正好经历了1992年开始的高峰期，高峰期后经济又继续膨胀，公司也适时抓住机遇，承接了很多业务，盈利可观。
他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总经理。这家公司的牌照，是他一次一次跑央行磨破嘴皮子才办下来的。初创时候，这还是一家国有企业，国内重要的金融机构都入了股。但是所有人都确认，他在这家公司的权威。到了1994年，两年的时间，中诚信公司员工人数扩大了几倍，发展到七八十人。原来的办公室不够用了，从西苑搬到了友谊宾馆，把宾馆后面的一片公寓租了下来，发现还是不够，又搬去了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办公。
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位置也会被动摇。正是在那一年，当时的董事长希望总经理兼法人代表岗位上的毛振华和当时一位商业银行中层对调。不过，这个董事长发起的是一场看似公平的较量。他要求股东投票表决毛振华的去留。只要董事长一方的票数达到25%，他可能就会被扫地出门。
毛振华命悬一线，这时候他才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即使面对他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对于自己的命运他依然无能无力。他不是股东，没有投票权，只能听天由命。
最终的结果是23%。这是支持董事长议案的票数比。涉险过关，毛振华开车回家，绕着二环走，走到转盘就转不出来，转了五六圈才转出来。很多年之后再说起这一事件，他一直强调这还得感谢他的同班同学、也是股东、中诚信副董事长的陈东升鼎力相助。毛振华觉得那是他生命中最艰难的一个关口，此后他开始一点点收购公司股权，和他的同学陈东升的强烈的产权意识不同，对毛振华，这也许只是一种“下意识”，他不希望再出现类似的危机。
虽然如此，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商人。他还是“国家的人”，替国家做事。他相信自己所做并非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对于他来说，下海的理由很简单，他只是需要一个舞台，他的理想是做中国的穆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抽身而退。他身在国有企业，他还是半个局级干部——如果有接收单位，这无非是再办一次调动手续。而且，毛振华并非没有这样的机会。就在那次公司控制权之争后不久，他的老家湖北省的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回去工作。等待他的是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头衔和一个局级单位的一把手。对此，他不是没有认真考虑过。
即使不想重返官场，他也别有通途。一个机会是去中农信在香港投资的海裕集团任职，这对毛振华同样具有吸引力。他为此纠结，解决问题的方式出乎预料，听从了风水大师。
毛振华去了香港，还兼着中诚信的职务。他用在香港赚的钱买了点中诚信的股份。毛振华从别的项目中有几千万元的收益，靠着这些钱，他也开始从公开拍卖的市场上买回了一些中诚信的股份。他成了一个有钱人，但是他始终抗拒这一点，他也不认为自己就应该是个商人。他还是想回到公务员那个体系中去，不过他有些拿不准。他专门找到一些机关的老朋友交流，不只一个人劝他：“算了，还是别回去了。你现在是有钱人，机关的生活不一定还能适应。”
也许他并不承认，事实上他已经回不去了。到被调查的时候，他已经掌握中诚信的相对控股权，但他却始终觉得这是一个意外。只是因为经历了一次洗礼之后的被动反应，才让他意识到产权清晰的价值，然而当他真的意识到产权的价值时，一方面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行动，持续买入股权，另一方面，他仍然让自己相信，自己还是那个打着国企烙印的公司的掌门人，一个可能的局级干部。
1999年，当他身处北京郊区的宾馆房间，他知道自己真的回不去了。他被24小时看守。在开始的两个月断断续续的盘查后，他似乎被彻底遗忘了。到调查快结束的最后两个月，他才被允许看电视。那段时间他看了这辈子最多的电视剧，从一个剧集的开始看到结尾，接着下一个剧集。
整整8个月。他也想了这辈子最多的事。很多想不通，对自己、对命运、对这个国家。他的心情很灰暗，甚至想“以后还能干什么？”，“人到了地平线以下，还能不能看到价值？”很多年后，他这样问自己。有些时候他表达得像个愤青：“到最后，你会发现，做企业的人，在公权力面前，就是狗屎。你以为你做企业很光鲜很有创造力为国家为家庭创造了价值。”
被审查前，他的妻子怀孕好几个月了，等他结束审查回到家中，孩子已经半岁了。看到孩子，他恍若隔世。
这之后，他成为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家。通过一系列的股权收购，他成为中诚信的绝对大股东。但是他却不止一次问自己，这是他想要的么？最要命的是，答案竟然是否定的。多年的坚守以后他才发现，光环彻底褪去后，中诚信的评级业务始终没有很大发展，规模和利润都严重受到限制，这与行业的内在特点密切相关。
接下来的一切似乎是命运的另外一种安排。
后来看起来，2000年的调查就像是给毛振华的个人信誉和公司安全做了一次免费广告。中诚信资本金由原来的2000万元调整为8000万元时，很多人来找要求入股，因为他们觉得毛振华经过了洗礼，很安全。
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进入中国市场时，选择入股中诚信，之所以挑选了中诚信作为入股对象是基于世行内部的研究报告。报告上说中诚信和毛振华经住了调查，被证明没有问题，而现在中国很多的民营企业家都不能被证明没有问题。
对那一段经历，他也有反思。还在海南岛时期，毛振华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维，即要用“做局”的方式汇聚资源。他的亲身经历令他笃信，很多事情的决策权在于一两个主要领导，领导打个电话、批个条，能办成很多看起来很困难的事，因此，高端的人脉是不可多得的资源。
来北京以后，他积极组织各种活动，也是在“做局”。作为一个“外来户”，他没有深厚的背景根基，但他很快认识到北京和海南的不同：北京有三种本地特有的资源，一是有权的高级干部，二是有钱的富商巨贾，三是有名的专家学人。这三样他一样都没有，但他可以想办法做一些事情，用具体的事牵线，让有权、有钱、有名的人汇集过来，顺势把这些关系盘活。
但是，在遭调查后，他的想法彻底变了。他有意无意地和官员、政府划清界限，甚至说：“今天要我见一个处长我都没有勇气。”他清楚那是“非常刻意的回避”，为此他放弃了很多2000年之后高速发展的机会，比如房地产，他唯一几次投资房地产也是走严格的招牌挂程序，“连个村长都没见到过”。
毛振华不想动用他已有的背景和资源去做“更大的事”了，他认为“犯不着，到头来可能还会被质疑”，他甚至承认自己的“心气”一去不复返。
2007年，中诚信15周年，毛振华宣称自己职业商人的生涯要告一段落了，打算自己去做点研究，对公司的决策退居幕后。那一年，中诚信已经有了相当好的财务基础，评级业务也已经显示出了良好的前景。此后，中诚信评级业务税后利润都上亿。
他在北京礼士胡同租了个小院。2013年下半年编辑在那个小院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他依然延续2007年的状态。这些年，毛振华陆续卖了一些金融机构和一些上市公司的股权。每家都卖了不错的价钱。不过他还是说，自己收获了行业成长性的机会，希望他的下家们收获常规增长的机会。
毛振华并不兴奋，他有些心疼，甚至还说拿着钱不知道干什么，很忧愁。他说，等评级业务一旦能够成为一个可以持续发展增长的业务的时候，投资就不做了，从容不迫来从事这么一个不挣钱、但高贵的业务的人，肯定要有一定的财富基础。这么多年的投资赚钱、私人财富的积累又回到了创建和发展评级行业的起点。
相比于职业商人，他更享受大学老师和研究者的生活。在他的办公室会客厅里，挂着他的导师董辅仭老的画像。他一边给我看手机一边说：“我的学生有个群，叫‘毛老师师门弟子’，教师节他们还会请我吃饭。这里是20多个人，还有一些没进群里。”
眼前的毛振华似乎更希望自己以学者的身份为后人所提起，他笑称“即便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也得是二流的经济学家”。这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毛振华本人及其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每季度推出的宏观经济报告，被认为是当局制定政策的参考。
2012年，中诚信20周年，毛振华再次来到钓鱼台，400多名宾客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有的是毛振华相伴20年的朋友，有的是毛振华以前在中诚信的老同事。相比于20年前的正式、官方的成立仪式，这一次更像是老朋友聚会。
这次周年纪念活动上，他说：“中国市场经济征程比红军长征还要波澜壮阔，长征中有牺牲的、掉队的、病死的和叛变的，而1992年国家机关、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抱负和理想，投身市场经济，到今天，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得到了掌声。”他对转型期中所有迷路的、倒下的、走岔的企业家们致敬。
经历了个人的巨大变化和社会的巨大变迁，今天的毛振华选择从前台走到了后台，对他的公司事业而言，他更多的是投资者、大股东的角色，而不再是管理者、CEO的角色。他甚至感慨自己很难再有心态和能力去做前沿的领军人物了。
行走在政商学三界之间，他没有选择登顶，而是要爬遍不同的山峰，领略不同的风景，虽然确实也找不到那种登顶凌空的感觉。他明白自己不会爬上顶峰，所幸，近30年来，他领略了政商学三界的不同风景。
不过，年届五旬的毛振华似乎仍然没有真正“自由”，也许他仍将是一个被动的选择者。就在不久前，中诚信一位高管提出辞职对毛振华触动良多。他意识到，公司不进取的话，仅靠感情是留不住人才、留不住精英的。一个公司一定要保持其持续的发展动力，才有其吸引力。
毛振华说未来他会对中诚信的未来战略有更多思考。这意味着一次新的出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