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微信号：ilie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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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主宰美国游说行业的是银行，如今却是科技巨头。金钱能够买到它们想要的东西吗？竞争减少？税收减少？还是更多的数据呢？
学者Barry Lynn任职于华盛顿智库New America Foundation已有15年时间，期间他研究的是谷歌、Facebook这类科技公司在政坛上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其中有14家公司的政坛影响力都被Lynn称之为“影响颇大”。
本周，他却被炒鱿鱼了。为何如此呢？在他看来，是因为智库最大的投资方谷歌不满意他的研究方向——Lynn正极力呼吁包括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在内的科技巨头们严格执行反垄断法。
泄露出来的邮件表明基金会介意的是Lynn针对谷歌的批判性言论会影响基金会未来的资金来源。该基金会的主席Anne-Marie Slaughter在其中一封邮件里这样写道：“我们正处于和谷歌进一步增强联系的关键时刻...你不妨想想你的做法将如何影响其他人的投资。”
Slaughter否认Lynn是因为对谷歌的批判性评论而被免职。考虑到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以及行政主席Eric Schmidt从1999年起就为New America捐助了2100万美元，Slaughter的这套说辞着实让人很难接受。Schmidt甚至于曾担任智库主席职位长达数年时间，且基金会的大会议室就叫做“Eric Schmidt想法实验室”。
支持智库不过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行业尝试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的手段之一。大部分游说工作都发生在白宫0.25英里处，那里是一个稍显不知名的政权基地：华盛顿K街，这里也是游说行业的中心。
除了智库，K街到处都是精明的公司代表、雇佣的枪手以及游说团体。说客们成群结队涌向国会成员，以确保法律和条例中能够呈现他们的个人利益。
数十年来，大银行和制药公司巨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彰显了它们的经济实力。但新来者早已将这些“前浪”拍死在了沙滩上，那就是：硅谷。过去10年来，美国五大科技公司凭借游说资金已经涌入了华盛顿，目前其资金支出已经是华尔街的2倍。
去年，谷歌、Facebook、微软、苹果以及亚马逊在华盛顿游说方面花费了4900万美元。此外，硅谷高管与高级政府部门要职之间的“旋转门”也一直运作正常。
科技公司们并非总是有志于进入国会山。在20世纪90年代的全盛时期，微软积累了巨额财富和市场份额。尽管微软当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其PC软件创始者几乎一直远离华盛顿，仅仅只在1997年花了200万美元在游说上。
但是，公司的规模以及反竞争商业举措却引来了克林顿政府部门内监管者的密切注意——这是因为心怀不满的竞争对手（包括Sun Microsystems、IBM以及一家叫作Novell公司）花钱游说煽动的。次年，司法部起诉微软，称它垄断了Windows操作系统，迫使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处于不利地位。
在数年来的法律纠葛后，微软被迫降低让竞争对手将软件与Windows操作系统融合的门槛。这场冗长的诉讼使得微软伤痕累累，在商业方面变得更为谨慎，不再采用一些激进的做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苹果和谷歌这样的竞争对手才得以存活。
这次标志性的实践给了硅谷科技巨头一个惨痛的教训：要么玩政治游戏，要么华盛顿会让你活得很惨。
此事也对Eric Schmidt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作为Novell的首席执行官以及Sun Microsystems的前任首席执行官，Sun Microsystems在微软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依旧坚持在2001年成为谷歌首席执行官时的那套说辞。在他的领导下，谷歌大幅度增加了在游说上面的投资，目的是要与国会山的政策制定者们成为朋友，从而影响政治。
2003年，公司在游说上面仅仅花费了8万美元。而如今，其母公司Alphabet比其他公司花在游说上的钱都要多——光是2017年上半年，这部分金额就已经达到了950万美元，前年为154万美元。2013年，公司租下了55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这与白宫的面积几乎一模一样，且离国会山的距离不到一英里。
不仅仅只有谷歌这样，Facebook、亚马逊、苹果和微软——其中微软就因为未曾努力与政策制定者打好关系而吃了大亏——也在不断把钱投到华盛顿。
“他们向华盛顿投入了过量的资金，安排了太多的说客。”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学教授Robert McChesney这样说道，“和共和党人交谈时，硅谷的亿万富翁和首席执行官都是自由意志论者，和科赫兄弟一样支持低税、去除管制。但和民主党人混在一起时，他们就成为了吸食毒品、支持同性恋权利积极主义分子的颓废派人士。”
科技巨头们花这么多钱绝非只是为了进入华盛顿最好的党派——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寡头垄断。他们的主要问题包括即将到来的反竞争措施威胁以及任何可能导致税收增加、网络中立性以及隐私性的因素。
这些问题使得Schmidt（他曾经积极参与到了Obama的竞选活动中）向川普屈服了，尽管他在一月曾表示这位总统会做出一些“坏事”。到六月，他就已经改口了，宣称相信特朗普的管理将会促进“大量新的机遇”。
“政治对于这些人来说不过是交易罢了。”作家Jonathan Taplin这样说道。他最近出版了《快速行动，打破陈规：Facebook、谷歌、亚马逊是如何垄断文化、破坏民主的》。
软权力
除了直接性的游说开支，硅谷还会借用暗地里的一些“软权力”来对政策制定者和公民施加影响。这就包括为游说政府或影响公民社会的智库、研究机构和贸易协会提供资金。
“这是一个浑浊的世界。”华盛顿一位知情人士这样说道，他/她曾为一些硅谷公司工作，如微软和Facebook。“所有的这些智库不断推出白皮书，宣称管制会扼杀在线市场。”
其他拍马屁的方法还包括举办数百万美元的活动，比如说今年8月初谷歌在西西里岛的西南方举办了一场长达三天的秘密会议。商业领袖们都由私人直升飞机或是他们的超级游艇接送来与Emma Watson、Sean Penn、Harry王子以及Sir Elton John见面。这项活动旨在将这些出色的人才聚集在一起来讨论一些重大的全球问题、政策以及互联网的未来——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觥筹交错之间，顺带还有spa享受。
硅谷高管与高级政府部门要职之间也存在着一道“旋转门”。根据Campaign for Accountability的数据，光是谷歌就雇佣了183位奥巴马在任期间任职于联邦政府的员工，谷歌中则有58位员工曾在华盛顿就职。
暖心却模糊的品牌
不知怎么的，尽管这些公司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们仍然围绕温暖和舒适，精心设计好了自己的品牌——座右铭类似于“不要作恶”（谷歌）以及“让世界连接更紧密”（Facebook）。
“公共关系也会让人们对科技与华尔街的看法大不相同。”旋转门项目（Revolving Door Project）的行政主管Jeff Hauser这样说道，“这是他们维持假象的方法——他们是最优秀的科技工作者，正在为人类的利益而辛苦努力着。”
现实情况却是：这些公司都是由美国一些极为冷静精明的商人运营着。
“问问Snapchat的员工Facebook里关于Kumbaya的事情。”Taplin说道，这里Kumbaya指的是没完没了得去复制和抄袭小型竞争对手的特色，最终小公司经济陷入困境。“当它们想要扼杀一个竞争对手时，它们就会这样做。”
Taplin表示这些公司也许会公开对同性恋权力、多样性以及移民问题发表开明的观点，但许多公司的领导和投资者本身都是自由意志论者，且高度怀疑州和政府的影响力。“在他们看来，民主是阻碍资本主义的，因此他们需要尽可能少的管制。”他这样说道。
硅谷的根
20世纪90年代，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互联网公司在硅谷风头颇盛，它们避开法律、快速行动、打破陈规。这些技术领域的自由意志论者认为无边界的网络空间与实际世界不同，因而不必遵循相同的规定。1996年，电子前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在《网络空间独立声明》中也提到了这种看法，该声明严厉抨击了任何类型的政府干预：
“工业世界的政府，你是拥有钢铁之躯的疲惫巨人。我来自网络空间，我是思维的新家。作为未来的代表，我要求你这项属于过去时代的事物远离我们。我们不欢迎你，你也无权统治我们。”电子前线基金会创始人成员John Perry Barlow这样写道。
Bill Clinton自由市场的理念也促进了科技公司的发展，前者指的是通过放松对互联网公司的法律管制，创造出一个电子化的自由贸易区。
政府采取放手式管理，那么数字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就诞生了，这也促进了“赢家通吃”理念的兴起。这种理念主导了数字经济下的各种领域：搜索领域的谷歌、社交网络领域的Facebook、在线零售领域的亚马逊。随着这些公司赚到了越来越多的钱，它们就会开始投资更多的专有基础设施，如数据中心，从而收集更多的顾客数据、优化算法、收购或复制竞争对手。相应地，这就会让它们成功扩大公司规模，增强竞争力优势，以至于无人能够超越它们。
科技公司拒绝接受“其垄断是基于消费者可以随心所欲进行选择”这样的想法。
“竞争就像是点击一次鼠标。”互联网协会代表谷歌、亚马逊、Facebook以及Twitter的Michael Beckerman这样说道，“如果你不喜欢某一种服务，调换就和去另外一个网站、使用另一款应用一样简单。”
Beckerman引用了2007年《卫报》上一篇名为“MySpace是否会永久失去自己的垄断地位？”作为例子，来诠释一家强大的公司可以以多快速度陨落。但是，在巅峰时期，MySpace大约有1亿用户。Facebook则是它的20倍。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McChesney说道，“我认为任何一位值得信赖的经济学家都不会接受这些公司不是在垄断的说辞。”
意识到科技公司偏向市场方面的能力，欧洲监管机构——不太可能会被公司的游说人士影响——一直都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措施来严肃打击这些行为，包括调查苹果和亚马逊的税收安排、给苹果开了一张价值130亿英镑（145亿美元）的税票。它还在Facebook收购WhatsApp之后，因公司处理顾客数据的方式违反了数据保护原则，对Facebook处以罚款。
六月的一场反垄断法案子中，谷歌因在搜索结果中非法支持自己的服务被欧洲处以高达27亿美元的罚款。
在美国，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进行的调查得出了和欧洲一样的结论。FTC撰写了一篇长达160页的报告，报告中称谷歌的行为“对在线搜索和广告市场的消费者和创新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调查人员敦促政治家对其提出反垄断诉讼，但是政治家们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而是让谷歌对其搜索结果进行一些无偿更新，与此同时避免接受法律的严厉处罚。它是怎么做到这点的？目前尚不清楚，但我们很难忽视公司在游说华盛顿上花费了2500万美元的事实。
管制VS创新
很多人都与Taplin的观点相悖，他们认为欧洲对硅谷的打压证明了反美的偏见以及专横的的官僚作风，后者阻碍了欧洲进行创新、打造自己的科技巨头的能力。
比如说，Beckerman称赞硅谷公司的巨大成功要归因于美国的低干涉。
“我们看到过的所有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是在美国成立并发展的，这必然是有原因的。”
这一言论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脑海里，就连比尔盖茨在1998年谈到台式电脑时也曾表示：“神奇的是，这一切的发生都没有政府的参与。”
但是，硅谷的技术领导者们却不太记得：他们的公司是基于政府干涉和公共资助而成立的。没有州政府干预的话，那么谷歌还有剩余的一切公司也许永远不会出现。
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就向科技巨头的长期研究和科技创新投入了大量资金。其中包括资助斯坦福研究所，以作为本地区内的创新和经济开发中心，而第一台全磁性数字电脑、鼠标以及互联网的早期版本都要归因于此。
iPhone里每一个核心技术——包括GPS、蜂窝通讯、互联网、微型芯片、Siri以及触摸屏——都来源于美国政府和军事部门的研究以及资金支持。谷歌搜索引擎的算法开发也是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
“互联网的传说总是讲述了什么样的产品是由大胆的创业者发明的，但数十年来，这其实是联邦政府的作品。”McChesney说道。
政府在打破技术行业垄断状况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其中有三次重大的反垄断案件。
举个例子来说吧。当IBM在20世纪70年代主宰了主机计算模式，政府控诉IBM，要求它将业务中的硬件和软件部分分开。最终，IBM同意让其他公司开发可以在IBM电脑上运行的软件。这就让微软有了一丝机会，最终微软又面临了反垄断问题，这就让谷歌有了一线生机，最后又回归到Eric Schmidt身上。
“他知道要如何退后一步来玩这个游戏。他知道游戏收场的关键就是一场浩大的反垄断案件。”一家小型技术公司的说客说道（他不愿署名）。
临界点
尽管华盛顿尝试管控当代科技巨头的努力大多是无效的，但这一点也许很快就会发生变化。民主党人在未来四年时间内会把反垄断作为议事日程的核心关键。在五月的一次演讲中，议员Elizabeth Warren表示：“是时候做一遍Teddy Roosevelt做过的事情——再次举起反垄断这根‘打狗棒’”。
这些话与之前六月Warren的一次演讲相呼应，那是他在New America的Barry Lynn组织的活动中发表的讲话。在此次活动中，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都被描述成为一种可以扼杀竞争的平台工具。鉴于它们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连共和党人也提出了管制Facebook和谷歌这类公司的想法。
但是，华盛顿对于向硅谷提起诉讼的兴趣在与日俱增，问题是这些诉讼能够带来什么结果？毕竟，欧洲的天价罚款并没有改变谷歌的主导位置。
“除非你可以单方面找到方法来管制市场，否则这一切就只是在弄虚作假。“华盛顿内一位知情人士说道，“诉讼有阻碍谷歌发展的脚步吗？是的。它让律师赚了很大一笔吗？是的。但是它根本没有改变市场。”
尽管如此，这股趋势却开始影响法庭上的大众观点，人们愈加意识到有人在传播虚假新闻、利用个人数据以及自动化、工作流失和避免税收之间的联系。
“在经济滞缓以及不平等增加的情况下，这些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的很多权力将很难管用。”McChesney说道，他表示目前的经济状态与这些企业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在取代工作，大家迎接新世界的念头就没那么强烈了。”
“人们最终会来找这些公司算账。”Hauser补充道，“即便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查找哪里在发生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