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注：对于刚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急需一份工作在城市中立足，明明学习了很多专业知识但同时却有缺乏社会阅历，对招聘者缺乏警惕性并且不能识破骗局。而很多虚假岗位的招聘者目标正是这群大学生，招聘单位地址模糊不清，这让李文星的惨剧发生。而李文星并非唯一的受害者，钱江（化名）也在网上求职过程中陷入传销窝点，但这次，他幸运地被解救出来了，本文转自《北京时间》，作者肖鹏、尹志艳。
24岁的钱江，2017年4月被亲友从天津静海的传销窝点解救出来。
此前，从事IT行业的他在北京找工作不顺。3月，他在中华英才网看到一则招聘信息，职位是“iOS工程师”，月薪是8000-13000元，发布者显示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韩萌萌”。
对方称可学习先进技术，令钱江格外心动。殊不知，他将陷入一家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这个组织自称为“家”，一个“家”约有12名普通成员和新人，两名被称为“扛家”的小头目，一名领导。一个网络大约包含10个“家”。
历经十余年发展的传销组织“蝶贝蕾”，分支流窜各省，其模式不断更新，该组织成员9成以上来自网络招聘，在警方的不断打击中，削弱又壮大，直到近期再次受到公众高强度关注。
早在2006年，公安部督办的“蝶贝蕾”传销大案，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
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已经与“蝶贝蕾”打了13年交道。他告诉，“蝶贝蕾”是一个初级版的北派传销组织。由于该传销组织从北方传向南方，称之为北派传销，因为其采取“软暴力”而区别于其他赤裸裸殴打、控制的暴力传销，被视为“初级版”。
Boss直聘拉人效果最好
投递简历次日，钱江收到了面试通知，两天后，自称是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给钱江来了电话。
对方称，看到他的简历比较合适，并且这边有先进的技术可供学习实践。这让钱江一下心动了。钱江说，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学生，他迫切希望习得IT行业的先进技术。对方问，是否接受工作外派3-5个月。钱江欣然应允。
“他问的问题很专业，没有生疑。”钱江说。然而，钱江抵达“外派项目”地址时，一切已由不得自己掌控。
他发现，自己此前网上看到的所谓招聘，全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技术经理”不过是传销小头目。
“他们普遍用的招聘平台就是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网，除了‘扛家’和新人，里面的每个人都这么做，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睡觉。”钱江提到，用自己的电话邀约就不必这么干，但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因为都不愿拉自己的朋友，所以都在网上拉陌生人。”
2017年4月，一个“扛家”拿着他的手机注册了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账号。随后，在网上随意搜了一家公司，告诉钱江公司名，怎么发布招聘信息，如何与‘应聘者’聊天，需要获取哪些信息等。
“这是个昧良心的事儿，当时觉得自己跟别人无冤无仇的，要把别人拉进这里受苦，心里很不舒服，但不这么做，自己会受到伤害，也出不去。”聊及网络“拉人”的感受，钱江说。
网上骗人来传销，岗位设置、工资水平等都是有讲究的。钱江介绍，设置怎样的岗位，是根据这个“家”成员的专业技能来的，学IT的，可以冒充项目经理发布招聘信息，自己做面试官；不会IT，我就说HR，然后请IT专业的老板去冒充项目经理去面试。
“我在的传销网络主打的是建筑、烘焙、厨师、IT、化妆美容等行业招聘。”钱江说，工资水平设置为行业中上，不算高也不算低。外界单看招聘信息，很难看出是否属于传销。
钱江介绍，几分钟就能收到几十份简历，有的甚至能到几百份，“一天就发一条招聘，有时候一条招聘可以用好几天”。
面试时，所谓“HR”要问清楚对方家庭信息和个人情况，并记录下来，以免他在进“家”后撒谎。一直到受骗者到了天津，才向领导报告，把掌握的信息上报，派人去接。钱江说，有的时候新人几天不来一个，有时候一天来三四个。
他表示，通过网络拉来的人，占到网络成员的9成以上，“我没有听说谁是打电话拉过来的”。
从网络招聘渠道来看，以BOSS直聘的效果最好。他解释说，BOSS里面可以和应聘者直接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容易审核通过。相比之下，当时在中华英才网发布招聘岗位就难一些。
8月3日凌晨，“BOSS直聘”已对所有招聘者执行“事先审核认证”的流程。
接站经过精心设计
3年前，康国强在天津静海的“蝶贝蕾”时，传销组织还只是通过电话、QQ、微信拉人，“男的基本拉不过来人，基本靠女的拉人，靠色诱轻松就能骗过来，一个女的3天骗一个，骗过来最小的16岁”。
康国强受女友之骗进入传销，在“蝶蓓蕾”的半年里，他从“帅哥”到“老板”跃升为“领导”，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3万多元。
回想起来，康国强发现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被精心设计。
2014年元旦前后，再过20天就是春节。康国强在北京通州随父亲在工地干活。多日不见的女友时不时来电，“她说自己到了天津，在做主管，想我了。打来5分钟就匆匆挂了”。
几天后，康国强坐火车到了天津站。女友来电，叫他去静海。到了静海站，女友要求在火车站对面的商场见面，一起的还有跟随而来的穿着邋遢的一男一女。”
康国强说，女友指着尾随而来的女子说，这是她朋友刘丽，而男的是她朋友的男朋友黎强。见面后，对方不停打听自己的身份信息。在进入传销窝点后，黎强寸步不离跟随自己，最后成了康国强“入行”的“师傅”。
“谁来接，怎么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康国强说，女友前期的电话是试探基本情况。传销组织派出黎强，源于他和康国强经历相似，都在工地上待过。
前呼后拥，到“家”后，身后的门被锁上，手机由女友顺走。
康国强提到的“家”，是一所普通的农家院。一个厨房，2个卧室。男的女的挤一屋，打“升级”。这里看起来很活泼。室友们热情招呼他一起玩，还有人给他用铁碗倒水，晚上睡觉前，还有人给他倒洗脚水。
“在里面你要装的很开心。你只要露出一点不开心，就会有人找你谈心。”康国强说。
“‘蝶蓓蕾’里面直接殴打控制的现象相对较少，这也是他们做得久、做得大的原因之一。”李旭表示。
窝点内等级森严
多名有蝶贝蕾传销经历人士向北京时间介绍，“蝶贝蕾”为了便于管理，有相当严格的“规矩”。
“不准谈恋爱、不能说脏话、吃饭领导先吃。”离开“家”3个月后，李楠仍然可以一口气数出多条“家”中的规矩。
在钱江和康国强印象里，讲规矩最多的是吃饭。
每天只有午饭和晚饭两餐。主食是馒头加咸菜。有时会有稀饭，“基本上看不到米粒”。
即便如此，这顿饭在“家”中依旧规矩多多。摆放在院子里的长方形桌子当做餐桌。领导的位置在中央，“扛家”在领导对面，新人坐在领导的左边，其他人分列两侧。通常情况下，小头目负责把伙食做好，通知开饭，最后等待领导上桌。
康国强说，开饭前，大家2人站成纵排，面对领导。领导说：“坐吧”。众人说：“领导先坐。”一众人等坐下。
接着，有成员掰馒头，分稀饭，第一份盛送到领导面前，按照级别顺序，接着是盛给两位“扛家”，然后是其他人。这时候领导会说：大家吃吧。众人答：领导先吃。“领导吃下第一口馒头，才能开始吃饭。饭后，大家会争着洗碗。
也有不适应的。2014年3月的一天上午，康国强所在的“家”来了一个20出头的小伙。“头压得低低的，没精神。”趁着康国强出厨房间隙，他拿厨房菜刀割脉，被跟随者拉住。
“厨房的刀都缺口子了，切土豆都很费力。”当时负责“家”中伙食的康国强说。
“你看着我干嘛？”当日午饭，领导问小伙，“我害怕。”小伙答。随后，领导问众人：“你们害怕吗？”众人放下碗筷，大声答：“不怕！”小伙随即转身撞墙。
康国强说，当天下午，小伙就被送走了，具体送到了哪里，不清楚。
传销组织甄选新人有一套标准：“太穷的不要，太富的不要，结婚的不要，有外债的不要，在逃犯不要。”钱江说，还有出生在90年之前的不要。
猫鼠游戏时刻上演
躲避警方打击，频繁转移阵地，是蝶贝蕾传销网络最常见的手法。
“组织会把警察描述得特别坏，前来检查的协警被称为‘二狗子’。”康国强说。
康国强进入蝶贝蕾，赶上了一次大转移。大年初二，他们约200人聚集在天津泰亨大酒店吃年饭。当晚，他们收到转移通知，来了好几辆大巴，整体转移到河北廊坊一个农村。康国强所在的蝶贝蕾传销一支整体转移至廊坊。
在从“蝶贝蕾”逃出的李楠看来，传销组织一般会选择交通相对便利，且物价低廉的地方，运行成本低，新成员进入也会便利，但也利于逃跑。钱江当时所在的“家”就在静海区气象局对面。
在这里，猫鼠游戏，时刻都在上演。
钱江透露，领导们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馒头店主、邻居都比较熟络，是否有过通风报信，不得而知。
“没有什么规律，是否躲避这些都由领导决定，躲避的频繁程度是根据这个‘家’的安全度有关。一般是带上全‘家’人的手机、充电宝、被褥出发。”钱江说。
在蝶贝蕾传销中待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江先后躲了四五次，基本是一周一次。时间长短不一，最短半天，最长七八天。
钱江介绍，如果走得急就打车，不着急就自己走。新人要抱两床被子和一个背包。一个双肩包，塞得满满的，背包里是“扛家”的衣服。
“起床，叠被子，带走。”2017年3月底，钱江的“领导”通知大家紧急转移，他们十多人藏到了离家数公里外的一片洼地，“步行小跑要一个小时。”
在康国强的印象里，“蝶贝蕾”有一套对付警察的话术。如果被警察逮到了，“领导”要求大家抱头蹲着，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扔地上，警察问话啥也不说。
多名“蝶贝蕾”前成员向北京时间透露，公安方面查处时，会将窝点值钱的物件带走、破坏碗具等。
打击传销长效机制缺失
梳理近5年的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前后，与蝶贝蕾有关的刑事案件骤增。
判决文书显示，2015年6月25日晚，五名蝶贝蕾传销人员在河北廊坊广阳区将被骗来的刘某打死。2016年7月4日，廊坊中院判处主犯徐宏亮有期徒刑15年。
2015年7月25日，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三名天津静海的蝶贝蕾传销人员带着受害人蔡某逃跑，其间蔡某跳入鱼塘溺亡。三名传销团伙成员被以非法拘禁罪各判刑1年半。
2014年11月6日，天津静海，被害人曹某在逃离“蝶贝蕾”窝点时摔成双侧跟骨骨折。该窝点负责人是“90后”安阳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曹慧芳，案发时只有21岁。2017年2月，曹慧芳被天津静海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
2017年7月，天津警方抓获蝶贝蕾传销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25名，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警方称，此举成功将盘踞在静海的蝶贝蕾传销连根拔起。
其实，早在2006年6月，“蝶蓓蕾”传销组织就已被破获，涉案者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为何今年又卷土重现？
李旭解释说，大多数传销组织流动性大，经常在全国各地流窜，“蝶蓓蕾”主要驻扎在天津静海区一带，有时，窝点也搬到廊坊等地，短暂时间过后又“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但静海区也就算个普通严重地区，并不是全国大多传销在聚集在静海，全国各地类似‘蝶蓓蕾’的传销到处都是。”李旭对北京时间编辑表示，“更准确的说，京津冀才是传销重灾区。这跟地理位置有关，以首都为中心，工作机会多，外地人向往的多，先骗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再告诉你做大巴车去周边。”
李旭解释说，传销组织被打击过后，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建立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在监管打击松懈的情况下，“蝶蓓蕾”传销又抬头“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钱江、康国强、刘丽、黎强、李楠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