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关押了七年一个月零九天后，格林柯尔创始人、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在9月6日被释放出狱，结束了他的牢狱之灾。在走出广东省肇庆四会监狱大门那一刻，这位昔日的风云人物就希望能为自己“平反”。
9月14日下午2点，出狱后的第八天，已经两鬓斑白的顾雏军突然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当天，100多家媒体到场。此时，顾雏军已经53岁了。这个曾经在中国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人物依然深谙吸引眼球之道。他头戴一顶写着“草民完全无罪”六个大字的纸糊白色高帽，摆出各种角度让媒体拍照。
随后将近3小时的发布会上，他向媒体抛出了一份“举报信”，在这份长达27页的举报信中，他称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范福春、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已因受贿罪被判死缓）、广东证监局原局长（现任大连商品交易所所长）刘兴强和一位现任副省级高官为“中国最邪恶的四个人”。顾雏军宣称，这四名高官每人接收时任美的电器董事长的何享健1000万美金，用伪证和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其入狱7年，以实现美的“恶意收购”科龙的目标。
然而，由于顾雏军并未进一步提供更多的证据，被举报方也反应迅速。就在当天，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表示“已注意到”并“始终欢迎社会监督”，刘兴强回应“查询历史资料便可”，美的电器更是声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力”。
“我现在就等着他们来告我。”顾雏军说，他称自己手上有大量的证据，“相当一部分是刘（兴强）的敌人提供的，这个证据我现在还不能拿出来。”
对于顾雏军出狱后的此次个人新闻发布会，外界认为顾经过牢狱之灾后，在政治上还是不成熟，如此鱼死网破式的自我维权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大的灾难。
然而，不管顾雏军冤还是不冤，他所代表的那个游走于“国退民进”和资本运作之间的草莽时代已然结束。而他的个人经历也绝非个案。
其实，很难说顾不谙中国政商之道，在本世纪初中国资本市场风起云涌的“造系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顾雏军显然也是个搭建政商关系网的大师，否则，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格林柯尔系。2005年，曾有媒体通过香港联交所公布的材料统计，当年，顾雏军创办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其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有曾任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原电子工业部某司长等。
《新财经》2003年初的调查和估算认为，当时近3年时间里中国资本市场上出现了近40个“系”，关联的上市公司达200余家。这些资本大鳄借助当时“国退民进”大背景的东风之便，迅速崛起。2000年，顾雏军以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公司在香港创业板的上市，完成从一个热能工程师到资本高手的彻底转变。2001年是他亮相内地资本市场的一年。巅峰时期，其掌控的格林柯尔系除了拥有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还斩获科龙电器、美菱电器、亚星客车、襄阳轴承4家A股上市公司，横跨制冷剂、冰箱、空调和汽车4大产业，总共涉及近30家企业群。
2005年7月底，包括顾雏军在内的9名科龙及格林柯尔高管被警方控制，随后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在被关押过程中，顾雏军签字同意将科龙转让给海信。2007年，香港联交所宣布取消格林柯尔的上市地位。2009年，顾雏军因虚假注册、违规披露、挪用资金等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随后，其旗下其他上市公司及资产被纷纷变卖。
看起来，七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磨平顾雏军的强硬个性。但与那些出狱后归隐或低调出山的前风云人物相比，顾雏军的选择更像是一次时代的谢幕礼。
1998年全面推进、历时五年左右的“国退民进”造就了一批中国民营企业家，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游戏。当时，这些企业家往往利用地方政府急于出手的心态，选择一些经营困难但是生产条件和市场基础较好的企业作为收购对象。在入主被收购企业之后，他们又通常以成本的控制和机制的转换来实现重组过程资金投入最少的“兵不血刃”。与此同时，他们中不乏有人怀揣着对1920-1930年代美国“摩根时代”的憧憬，以收购的企业为平台走上“资本整合产业”的道路。由此蕴含的风险是，这样的产业整合以资本运作为基础，少量的初始资本几经变化控制了巨量的产业资本，一旦外部环境变化，资金链断裂，悬在其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剑就会坠落，最终击溃整个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顾雏军在2005年初登上第二届“胡润资本控制50强”榜首，第一届的榜首是德隆系唐氏兄弟。实际上，在从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国进民退”逐渐被提及。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后，与大风向一起变化的是银行的惜贷和监管的加强。2005年前后，资金链断裂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中国的“摩根”看似布局巧妙，却高估了现实的国情和政策的变幻。
而在当年的资本运作中，企业家们为了能低价完成收购和兼并，在很多时候与地方政府达成过很多私下交易，这些政商勾结和暗箱操作一直以来受到外界的诟病与质疑。现在回头看，在本世纪初几年的“国退民进”过程中，很多企业家其实充当了官员腐败以及侵吞国有资产的重要桥梁，故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郎咸平曾有指责顾雏军“席卷国家财富”之说。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在炮轰海尔秘密MBO（管理层收购）之后，将矛头对准格林柯尔，揭露顾雏军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财富，正式掀起“郎顾之争”。
虽然出狱后的顾雏军称“郎咸平当年炮轰我的负面文章都是由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享健操控的”，但由于目前只是一面之词，外界很难判断当年“郎顾之争”的真实情况。
但是，2008年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其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可惜了，科龙》中，却多少能让我们看到，不论是顾雏军，还是顾雏军收购科龙之前的科龙创始人潘宁，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国改革中的悲剧人物，不论在哪个时代，复杂的政治环境，都使他们随时处于悲剧的边缘。
周其仁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当年格林柯尔低价收购科龙是广东国企改革“靓女先嫁”的产物，复杂的产权体制造成科龙虽然完成改制并在香港、深圳两地上市，当地镇政府依然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企业家始终未取得合法身份。这也导致最后潘宁不得不按照行政体制“退休”，一家人远走高飞，再不想回来。一个价值四五十亿元的公司最终被几亿元卖掉。
显然，当初顾雏军接手科龙时，不会想到自己其实也是某些官员的棋子。当顾雏军锒铛入狱时，身在他乡的潘宁或许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大家只不过都是一盘更大的棋局里的小角色。
今天，虽然顾雏军已经出狱，并试图为自己鸣冤平反，但是，我们回头看中国过去走过的十几年，虽然时空变幻，他的对错，并非只存在于某个时间点上。历史总有其必然的逻辑性，昨天的历史已经为明天所要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当回到历史的某个节点上时，我们把那些人和那些事放在一个更宽的时间段加以评判时，可能会得到更多启示。
